红丝线：让你在野外生活中享受自然的庇护与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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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荒野生活博主牛牛，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种野外植物——红丝线（Lycianthes biflora (Lour.) Bitter）。红丝线是一种茄科植物，通常为灌木或亚灌木，高度约1.5米。

红丝线的小枝、叶、叶柄、花梗以及花萼表面覆盖着淡黄色柔毛。它的上部叶片常常成对生长，大小不一，叶缘整齐。花朵集生于叶腋处，花冠颜色多为淡紫色或白色。在果实成熟时，红丝线的浆果呈红色球形，种子为淡黄色卵圆形。它的花期一般在5月到8月之间，果实成熟期则在7月到11月之间。

红丝线最早被记载于《贵州民间草药》一书中。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十萼草"，这是因为它的花萼顶端有十个裂片。

红丝线在中国分布广泛，包括云南、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台湾等地区。此外，在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日本琉球群岛也有其分布。它通常生长在荒野的阴湿地、林下、路旁、水边以及山谷中。红丝线喜欢生长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中，并且它主要通过播种来进行繁殖。

根据《贵州民间草药》的记载，红丝线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和补虚的功效。在现代临床中，它常被用于治疗痈肿热痛、支气管哮喘和犬咬伤等症状。另外，在《本草拾遗》中还有对红丝线的描述，称它具有寒性、无毒，能够改善白发问题，治疗各种热毒症状，并且对调节中焦、解除烦躁也有一定的作用。

红丝线是一种生长在荒野中的野外植物，它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而且在自然界中也起到重要的生态功能。希望大家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能够留意红丝线的存在，欣赏它美丽的花朵和果实，并且了解它所承载的丰富草药知识。记得在野外活动时要保护自然环境，不要随意采摘或破坏红丝线及其它植物，让它们能够在荒野中自由生长，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美丽和价值。谢谢大家的阅读！

我最早的记忆，从五岁时开始，那一年母亲去世了

之一辑：老院里的暖时光

姐姐五记

一

最早的记忆，应该从母亲去世时始。那一年，我五岁。母亲才三十七岁，突然离开了我们。

那一天，我和弟弟站在家门的外面，看着有人将母亲抬出屋，抬出院子。我和弟弟都没有哭，悲伤还没有来得及涌出心口，先被突然撞得不知所措。记得那一天，院子里老槐树的槐花落了一地。洁白如雪的槐花，成了祭奠母亲的白花。

没过几天，姐姐到大栅栏为我和弟弟每人买了双白力士鞋，然后，带着我和弟弟到鲜鱼口的联友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全身照，穿着为母亲戴孝的白鞋。

又没过几天，姐姐走了。她偷偷报名去了内蒙古。那时，修京包线铁路，正需要人。家里生活愈发拮据，母亲去世后一大笔亏空，父亲瘦削的肩已力不可支。姐姐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独自一人走向风沙弥漫的内蒙古，虽未有昭君出塞那样重大的责任，却一样心事重重地为了我们离开了北京。

至今我仍旧清晰地记得那一晚在前门火车站送姐姐的情景。火车鸣响着汽笛，喷吐白烟，缓缓地驶出站台，最后一点儿影子都看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铁轨，在清冷的月光下闪着寂寞的光。我和弟弟分别躲在站台的柱子后面，我在悄悄地哭，看不见弟弟，但我知道，弟弟肯定也在悄悄地落泪。

带着在联友照相馆照的我们姐弟三人的照片，姐姐走了。那一年，姐姐还不到十七岁。

我和弟弟过早尝到了离别的滋味，它使我们因过早品尝人生的苍凉，而性格有些内向、内心有些早熟。从此，火车站灯光凄迷的月台，便和我们的命运相交，无法分割。盼望着姐姐乘坐火车回家，成为我和弟弟每年更大的心愿。

二

去内蒙古一年以后的春节前，姐姐之一次回家看我和弟弟。

姐姐回到家的第二天，带我和弟弟到劝业场。那时候，在前门一带，劝业场是更大的一家商场了。姐姐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双皮鞋。翻毛，高帮，系带，棕黄色。记得那么清楚，因为这是我和弟弟之一次穿皮鞋，以前穿的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布鞋。

还记得很清楚，买鞋的时候，售货员阿姨对姐姐说：“小孩子长得快，鞋买大一点儿的好，要不明年一长个儿，脚丫子长大了，鞋穿不进去了，怪可惜的。”

姐姐听从了售货员阿姨的建议，给我和弟弟买了两双大皮鞋。问题是，给我买的那双皮鞋，实在是过大了些，穿在脚上像踩着小船一样直逛荡。但是，当时穿在脚上，还是挺高兴的，根本顾不上大不大，逛荡不逛荡。在我们大院所有孩子中，我和弟弟是之一个穿上皮鞋的呢。那时候过年唱的儿歌：过新年，真热闹；穿新衣，穿新鞋；戴花帽，放鞭炮……我也有了新鞋，而且是皮鞋，明天穿上它，可以在院子里显摆一下了，那将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春节。

年三十吃完饺子，放完鞭炮，大概是吃得撑了，我憋不住，跑去厕所拉屎，擦完 *** ，刚提上裤子要走，一只脚丫子竟然像脱了壳的小鸡一样，从皮鞋里伸了出来，等我想赶紧再把脚丫子伸进鞋里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脚丫子没有伸进去，反倒把鞋踢进茅坑里了。这皮鞋也实在太大了！

“哇——”的一下，我哭了起来。毕竟这双大皮鞋刚刚穿了没两天呀。我不知如何是好，望着茅坑，一个劲儿地哭，仿佛只要使劲儿哭，那只大皮鞋就能听见，就可以像鱼游上岸一样，自己从茅坑里上来，重新回到我的脚丫子上。

厕所就在我们大院里，离我家很近，大概我的哭声过于惨烈，惊动了四邻，很多人跑过来。之一个跑进来的，是我爸爸。他问清我怎么一回事之后，二话没说，立刻弯腰探身，伸手将那只皮鞋从茅坑里捞了上来，根本不管手上沾上了脏兮兮的屎尿。

爸爸拎着这只臭烘烘的皮鞋回到家，先用清水洗净，然后，晾在窗台上，对我说：没关系，皮鞋晾干了，照样能穿。

姐姐在一旁笑了，对我说：都怨我，买的皮鞋太大了！

爸爸却在一边开玩笑说：大皮鞋，大皮鞋嘛，就是得大点儿！

姐姐笑得更厉害了，她知道，爸爸是心疼钱，买一双皮鞋，要花不少钱呢。

第二天，姐姐带我又去了一趟劝业场，可惜，人家过年关门休息。我多少有些扫兴，谁愿意穿一双臭皮鞋呢？

姐姐临离开北京回内蒙古前，还是带我到劝业场，买了一双新皮鞋。还是翻毛，高帮，系带，棕黄色。这双大皮鞋，一直穿到我读小学。

三

如果问我小时候更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盼姐姐回来。因为每次姐姐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回许多好吃的、好玩的，让我暂时忘记心里的一切不快。我还真是只小馋猫呀！

那时候，出大院，往西走不了几步，穿过一条叫作北深沟的小胡同，往西一拐弯，有一条小路，是土路，路旁边，是明城墙下的护城河，河水蜿蜒荡漾，河边有垂柳和野花。沿着这条小路往西走不到一里，便是北京老火车站。新火车站没有建立之前，绝大多数进出北京的客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护城河的对岸，常常可以看见停靠或者驶出开进的列车，有时车头会鸣响汽笛，喷吐白烟，让这条清静的小路一下子活起来，有了蓬勃的生气。姐姐每年探亲，都是从这个火车站下车回家的。只是，姐姐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我便常常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幻想着姐姐会突然回来，比如临时的出差，或者和我想念她一样也想念我了。她下了火车，走出车站，走在这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我就可以接到姐姐了。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姐姐到武汉出差，想买些香蕉带给我们，跑遍武汉三镇，只买回两挂芭蕉。那是我之一次吃芭蕉，短短的，粗粗的，口感虽没有香蕉细腻，却让我难忘。望着我和弟弟贪婪吃芭蕉的样子，姐姐悄悄落泪。那时，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落泪。

姐姐的普通话讲得好，最开始在铁路局当 *** 员。她结婚很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早结婚，爸爸知道，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那一次，姐姐和姐夫一起来北京，看见我和弟弟如狼似虎贪吃的样子，没说什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却空空的，像无底洞，家里粮食总是不够吃……”父亲念叨着。姐姐掏出一些全国粮票给父亲，第二天一清早，便和姐夫早早去前门大街全聚德烤鸭店排队。那时，排队的人多得不亚于现在办出国签证。我不知道姐姐、姐夫排了多长时间，我和弟弟放学回家时，见到桌上已经摆放着烤鸭和薄饼。那是我们之一次吃烤鸭，以为这该是世界上更好吃的东西了。望着我们一嘴油一手油可笑的样子，姐姐苦涩地笑了。

盼望姐姐回家，成了我和弟弟重要的生活内容。于是，我们尝到了思念的滋味。思念有时是很苦的，却让我们的情感丰富而成熟起来。

姐姐生了孩子以后，回家探亲的日子越来越少。她便常寄些钱来，每月寄来三十元钱。那时候，她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十几元。见不到姐姐，我们开始越发思念姐姐了。盼望姐姐归来已经不仅仅为了馋嘴，一股浓浓依恋的情感，已经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即使无风依然会婆娑摇曳。

终于，又盼到姐姐回来了，领着她的女儿。好日子太不经过，像块糖，即使再精心地在嘴里含着，还是越化越小。既然已经是渴望中的重逢，命中必有一别。分别的那一天，姐姐说什么也不要我和弟弟送，因为姐姐来的第二天，正是少先队宣传活动，为了能和姐姐在一起玩，我逃了活动，挨了大队辅导员的批评。

那一天中午，我和弟弟从学校里回家匆忙地吃完午饭，姐姐带我们到家附近的鲜鱼口联友照相馆。照相前，她没带眉笔，划着几根火柴，用火柴头燃烧后的可怜的一点点如笔尖上点金一样的炭，分别在我和弟弟眉毛上描了描，想把我们打扮得漂亮些。匆匆忙忙照完相，回到家整理好行装，我和弟弟送姐姐她们娘俩到大院门口，姐姐不让送了，执意自己上火车站，走了几步，回头看我们还站在那里，便招招手说：“快回去上学吧！”我和弟弟谁也没动，谁也没说话，就那样呆呆站着，望着姐姐的身影消失在胡同尽头。当我们看到姐姐真的走了，一去不返了，才感到那样悲恸，依依难舍又无可奈何。我和弟弟悄悄回到大院，一时不敢回家，一人伏在一棵丁香树旁默默地擦眼泪。

我们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忘记了上学的时间，一直到一种梦一样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抬头一看，竟不敢相信：姐姐领着女儿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仿佛她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一样。她摸摸我们的头说：“我今儿不走了！你们快上学吧！”我们破涕为笑。那一天过得格外长！

长大以后，我读法国作家纪德的自传，看他写了这样一段：“在溜达的时候，我们像做有点幼稚的游戏，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扑进我的怀抱，嚷道：‘啊，多么漫长的旅行！我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了呢。总算见到你了……’但都是一些与我无关的人从身边流动过去。”

记忆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被唤醒，我立刻想起了那条通向护城河的小路。

想起我常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一直走到河边，然后沿着河边往西走，走到火车站。我像纪德所说的那样：“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扑进我的怀抱……”

是的，我接的并不是朋友，而是我的姐姐；不是她扑进我的怀抱，而是我扑进她的怀抱，是我跑过去，一下子扑进她的怀抱。

想起那条小路，童年的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四

对于生母，我没有什么印象。更多的是对她的想象，这些想象常常融化在对姐姐的思念中。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姐姐的身上融有母亲的影子。两人重叠在我的印象和思念中。

说起母亲，姐姐称之为娘，我便跟着也叫娘。

娘留下的遗物，只有三件。

一件是一张娘年轻时候的照片。自从母亲去世后，那张被父亲放大成十几英寸的黑白照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成为母亲和我血脉相连的唯一凭证。这张照片上的母亲，典型民国时期的妇女装束，母亲长得是挺漂亮的，大大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带有一点儿严厉，让我觉得那么陌生，而有些距离。

另一件是几管彩色的丝线。娘的手很巧，会丝绣，这是我长大以后听姐姐说的，也听邻居们说起过。娘去世后，我悄悄地把这几管丝线藏在我睡觉的床铺下面，每天枕着这几管丝线睡，觉得娘似乎还在我的身边。

第三件是一组四扇屏。但是，我小时候并没有看见过，这组四扇屏，姐姐离开北京去内蒙古时候带走了。她一直把它们藏在箱子底，前些年才拿出来，装在四个大镜框里，挂在客厅的墙上。我去呼和浩特姐姐家时，之一次见到。那是四季内容的传统丝绣，缎面已经显旧，颜色有些暗淡。但是，丝线的质量很好，依然透着光泽，比一般的墨色和油画色还能保鲜。

春绣的是凤凰戏牡丹。牡丹的枝叶，像被风吹动，蜿蜒伸展自如，柔若无骨；有趣的是凤凰凌空展翅，多情又有些俏皮地伸着嘴，衔着牡丹上面探出的一根枝条，像是用力要把这一株牡丹连花带叶都衔走，飞上天空。右上方用红丝线绣着两行小字：牡丹古人称花王。

夏绣的是映日荷花。绿绿的荷叶亭亭，粉红色的荷花格外婀娜，还横刺出一枝绿莲蓬。荷花上有一只蜜蜂飞舞，水草中有一只螃蟹弄水，有意思的是，最下面的浪花全绣成了红色。右上方也是用红丝线绣着两行小字：夏月荷花阵阵香。

秋绣的是菊花烹酒。没有酒，只有一大一小、一上一下两朵金菊盛开，几个花骨朵点缀其间，颜色很是跳跃。上面还有一只蝴蝶在花叶间翻飞，下面有一只七星瓢虫，倒挂金钟般在花枝下，像荡秋千。更底下的水里，有一条大眼睛的游鱼，有一只探出犄角来的小蜗牛，充满童趣。左上方用墨绿色的丝线绣着两行小字：菊花烹酒月中香。

冬绣的是传统的喜鹊登梅。五瓣梅花，绣成了粉红色、淡紫色和豆青色，点点未开的梅萼，红的、粉的，深浅不一，散落在疏枝之间，如小星星一样闪闪烁烁。喜鹊的长尾巴绣成紫色，翅膀黑色的羽毛下藏着几缕苹果绿，肚皮绣成了蛋青色。最下面的几块镂空的上水石，则被完全抽象化，绣成五彩斑斓的绣球模样了。依然是为了左右对称，在左上方用墨绿色的丝线绣着两行小字：梅萼出放人咸爱。

绣得真是清秀可爱。我心里暗想，或许是“出”字绣错了，应该是“初”字。我知道娘的文化水平不高，好多字是结婚以后父亲教她的。

姐姐告诉我，这是娘做姑娘时候绣的呢。

那一天，突然见到这四扇屏，心里有些激动，禁不住贴近墙面，想仔细看，忽然有种感觉，好像不知是这面墙热，还是四扇屏有了热度，一下子觉得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好像就贴在娘的身边。

这面墙正对着阳台的玻璃窗，四扇屏上反光很厉害，跳跃着的光点，晃着我的泪花闪烁的眼睛，一时光斑碰撞在一起，斑驳迷离。春夏秋冬的风景，仿佛晃动交错在一起，很多记忆，蜂拥而至，随四季变幻而缤纷起来。而且，本来似是而非早已经模糊的娘的影子，似乎也水落石出一般，在四扇屏上清晰地浮现出来。

我想，娘一定在四扇屏上看着我们。那上面有她绣的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簇拥着她，也簇拥着我们。

五

前两年，姐姐八十大寿，我到呼和浩特看姐姐，看见她家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放着一张照片，很长，是姐姐把那时每次回来探亲时候和我及弟弟照的那一张张合影，洗在一起，像是电影的胶片一样，串联起了我们童年和少年的脚印。

姐姐家住一楼，房前有块空地，种着一株香椿树、一株杏树和一株苹果树。退休之后，姐姐把这块空地开辟成了菜园。翻土、播种、浇水、施肥……每天乐此不疲。姐姐一辈子在铁路局工作，年年都是劳动模范，局里新盖了高层楼，分她新房，面积多出三十多平方米。她不去，舍不得她的这片菜园。孩子们都说她：“如今，一平方米房子值多少钱？你那破菜园能值几个钱？”却谁也拗不过，只好随了她。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姐姐了。来到姐姐家，先看姐姐的菜园。菜园不大，却是她的天堂，那里种着她的宝贝。特别是姐夫前几年病逝之后，那里更是她打发时光消除寂寞的好场所。菜园被姐姐收拾得井井有条。丝瓜、扁豆满架，倭瓜满地爬，小葱棵棵似剑，韭菜根根如针，西红柿、黄瓜和青椒，在架子上红的红、青的青、弯的弯、尖的尖……忍不住想起中学里学过吴伯箫的课文《菜园小记》里说的，真的是姹紫嫣红。这么多的菜，吃不完，送给邻居，成了姐姐最开心的事情。

菜园旁，立着一个大水缸，每天洗米洗菜的水，姐姐从厨房里一桶一桶拎出来，穿过客厅和阳台，走进菜园，把水倒进水缸，备用浇菜。节省一辈子的姐姐，常被孩子们嘲笑，而且，劝她说现在菜好买，什么菜都有，就别整天忙乎这个了，好好养老不好吗？姐姐会说，劳动一辈子了，不干点儿活儿难受。想想，在风沙弥漫的京包铁路线上餐风饮露，这是她念了一辈子的经文，笃信难舍。再想想，人老了，其实不是享清闲，而是怕闲着，能有点儿事干，而且，这事儿干着又是快乐的，便是养老的更好境界了。姐姐种的那些菜，便有她自己的心情浸透，有她往事的回忆，是孩子都上班上学去之后孤独时的伙伴，她可以一边侍弄着它们，一边和它们说说话。

夸她的菜园，就像夸她的孩子一样的高兴。我对她的菜园赞不绝口。姐姐指着菜园前面绿葱葱的植物，我没认出是什么。她对我说，这里原来种的是生菜和小水萝卜，今年闹虫子，我把它们都给拔了，改种了草莓。不知怎么闹的，也可能是我不会种这玩意儿，你看，一春天都过去了，只结了一个草莓。

我跟着她走过去，伏下身子仔细看，才看见偌大的草莓丛中，果然只有一颗草莓，个头儿不大，颜色却很红，小小的红宝石一样，孤独地藏在叶子下面，好像害羞似的怕人看见。

“孩子们看着它好玩，都想摘了吃，我没让摘。”姐姐说。我问她，干吗不摘，时间久，回头再烂了，多可惜。姐姐笑着说：“我心里盼望着有这么一个伴儿在这儿等着，兴许还能再结几个草莓！”

相见时难别亦难，和姐姐分手的日子到了，离开呼和浩特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姐姐蒸的米饭，我炒的香椿鸡蛋，做的西红柿汤，菜都来自姐姐的菜园。晚饭后，姐姐出屋去了一趟菜园，然后又去了一趟厨房，背着手，笑眯眯地走到我的面前，像变戏法一样，还没等我猜，就伸出手张开来让我看，原来是那颗草莓。你尝尝，看味儿怎么样？姐姐对我说。

我接过草莓，小小的，鲜红鲜红的，还沾着刚刚冲洗过的水珠儿，真不忍心下嘴吃。姐姐催促着，快尝尝！我尝了一口，真甜，更难得的是，有一股在市场买的和采摘园里摘的少有的草莓味儿。这是一种久违的味儿。

母亲三帖

一

姐姐离开北京去内蒙古没有多久，爸爸把我和弟弟放在他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照料，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一个女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

弟弟吓得躲在我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

“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拧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望着这陌生的娘俩儿，我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不知道那时是一种什么心绪，总是用忐忑不安的眼光偷偷看她和她的女儿。

有一天，我发现她的女儿手里拿着几管彩色的丝线，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母亲的丝线。但是，我不放心，生怕是自己疑心弄错了，赶紧跑到自己的床边，掀开褥子一看，果然丝线不见了。我跑了过去，不由分说，一把从她女儿的手里夺过丝线。她女儿和我争夺，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我一把把她女儿推倒在地上。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爸爸和她都跑了过来，爸爸责备我，说一个男孩子要丝线干什么用，让我把丝线给她的女儿，我也呜呜地哭了起来，手心里攥着丝线就是不给。

她把她的女儿拉到一旁，说：“你要丝线干什么呀！那是弟弟的嘛！”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不喊她妈妈。上学之后，学校开家长会，我硬愣把她堵在学校门口，对同学说：这不是我妈。

娘去世后，爸爸放大了一张十几英寸的娘的照片，挂在墙上。有一天，我看见她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她正擦着，我突然地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娘！

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爸爸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

二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火车之一次驶进我的生命里。暑假，我坐火车去到包头看姐姐。

那时，我家住在前门外，紧靠着老的前门火车站，成天看见火车拉响着汽笛跑来跑去，但我还没坐过火车。因为姐姐在铁路局工作，我对火车充满感情。因为火车可以带我去看姐姐，就对火车更充满向往。

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在吵吵要去看姐姐。姐姐已经离开北京四年了，她在包头结了婚，有了孩子。我觉得那时我最想的就是姐姐。当然，姐姐也想我，她最后来信对爸爸说就让复兴来吧，上车托付给列车员，应该没问题。

听说学校开张证明，便可以买张半费的学生火车票。爸爸去了趟学校，碰壁而归。校长说学生只有去探望父母才可以买半费学生票，看姐姐不行。我知道那位脸总是像刷着糨糊一样绷得紧紧的校长，他说出的话从来都是钉天的星。我们看见他，都像耗子见了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她说我去试试！

我不抱什么希望。果然她也是碰壁而归。不过，她不是就此罢休，接着再去，接着碰壁。我记不清她究竟几进几出学校了。总之，一天晚上，她去学校很晚没回家，爸爸着急了，让我去找。我跑到学校，所有办公室都黑洞洞的，只有校长室里亮着灯。我走近校长室门前，没敢进去。平日，我从没进过一次校长室。只有那些违反校规、犯了错误的同学才会被叫进去挨训。我趴在门口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莫非没人？她不在这里？再听听，还是没有一点儿声响。我趴在窗户缝瞅了瞅，校长在，她也在。两人演的是什么哑剧？

我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

不知过了多半天，校长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大妈！我算服了您啦！给您，证明！我可是还没吃饭呢！”接着就听见椅子响和脚步声，吓得我赶紧兔子一样跑走，一直跑出学校大门。我站在离校门口不远的一盏路灯下，等她出来，老远就看见她手里攥着一张纸，不用说，那就是证明。

她走过来，我从灯影下跳了出来，愣愣的，吓了她一跳，一见是我，把证明递给我：“明儿赶紧买火车票去吧！”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您用什么法子开的证明呀？”我觉得她能把那么厉害的校长磨得好说话了，一定有高招。

她微微一笑：“哪儿有啥法子！我磨姜捣蒜就是一句话：探亲，探亲！复兴就这么一个亲姐姐，除了姐姐还探啥亲？不给开探亲证明哪个理？校长不给开，我就不走。他学问大，拿我一个老婆子有啥法子！”

那时候，我的脸好红。我不是最怕她去学校吗？好像她会给我丢多大脸一样。可是，今天要不是她去学校，证明能开回来吗？

虚荣心伴我长大。当浅薄的虚荣一天天减少，我才像虫子蜕皮一样渐渐长大成人。而那时候，我懂得多少呢？那时在我心里的天平上，一头是娘，一头是姐姐。

三

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前有块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空场上放着一个大车的轮子，我们把它当成了公园儿童游乐场的水车，常踩在上面滑着玩。空场成了我们孩子的儿童乐园，有一天，我在车轮上玩疯了，车轮越转越快，脚踩在上面太快，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大夫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她一直背着你跑到医院里来的，生怕你留下后遗症，长大可得好好孝顺呀……”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伏下身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不知怎么搞的，我之一次在她面前流泪了。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不疼就好，没事就好！”

回家的时候，天早已经全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

以后的许多天里，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邻居，总是一个劲儿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别落下病根儿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硬邦邦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事没有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没过几年，三年困难时期就来了。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的饭，她把自己的亲生闺女，那个老实、听话，像她一样善良的 *** 姐嫁到了内蒙古，那年 *** 姐才十八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天气很冷，爸爸看 *** 姐穿得太单薄了，就把家里唯一一件粗线毛大衣给 *** 姐穿上。她看见了，一把给扯了下来，对 *** 姐说：“别，还是留给弟弟吧。啊？”

车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向女儿挥了挥手。寒风中，我看见她那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在抖动。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唠叨：“好啊，好啊，闺女大了，早点儿寻个人家好啊，好。”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儿，不知道她一路上唠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自己那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自己的亲生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上竟有这样的后妈吗？

望着她那日趋隆起的背，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往上涌，“妈妈！”我之一次这样称呼了她，她站住了，回过头，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又叫了一声“妈妈”，她竟“呜”的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融解了。

清明忆父

很多童年的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却仍然恍若面前，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得特别清楚。记得爸爸为我买的之一支笛子，是1角2分钱；买的之一本《少年文艺》，是1角7分钱；买的之一把京胡，是2元2角钱……那时候，家里的生活拮据，一家五口依赖爸爸菲薄的薪水维持，给我买这些东西，爸爸是咬着牙掏出这些钱来的。因为那时买一斤棒子面才8分钱，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特别是花两块多钱买一把京胡，显得有些奢侈。

那时，我爱上读书，特别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千家诗》以后，我对古诗更是着迷。我家离大栅栏不远，大栅栏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华书店，放学以后，我常到那里看书。屡次翻看后，从那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唐诗宋词里，我看中当中四本，最为心仪，爱不释手，拿起来，又放下，依依不舍。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本是游国恩选注的《陆游诗选》，一本是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

每一次，翻完这四本书后，总要不由得看看书后面的定价，《李白诗选》是1元5分，《杜甫诗选》是7角5分，《陆游诗选》是8角，《宋词选》是1元3角。四本书加起来，统共要小5元钱呢。那时候的5元钱，恰好是我上学在学校里一个月午饭的费用。每一次看完书后面的定价，心里都隐隐地叹口气，这么多钱，和爸爸要，爸爸不会答应的。每次翻完书，心里都对自己说，算了，不买了，到学校借吧。可是，每次到新华书店里来，总忍不住还要踮着脚尖，把这四本书从架上拿下来，总不由得翻完书后还要看看后面的定价，好像希望这一次看到的定价，会比上一次看到的要便宜似的。

那时候，姐姐为了帮助爸爸分担家里的负担，每个月给家里寄30元钱。那一天放学以后，妈妈方才从邮局里取回姐姐寄来的30元钱，我清清楚楚地瞥见妈妈把那六张5元钱的票子放进了我家放“金银细软”的小牛皮箱子里。妈妈离开家以后，我马上翻开小箱子，从那六张票子里抽出一张，揣进衣兜，飞也似的跑出家门，跑到大栅栏，跑进新华书店，不由分辩地，几乎是比售货员还要业务纯熟地从书架上抽出那四本书，交到柜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那张5元钱的票子，骄傲地买下了那四本书。终于，李白、杜甫和陆游，另有宋朝那么多著名的词人，都属于我了，能够天天陪同我一起吟风赏月、说山论河了。

回到家，我放下那四本书，非常高兴，就跑出家门，到胡同里和小伙伴们玩了。傍晚的时候，瞥见刚下班的爸爸一脸乌青地向我走来，把我领回家，把我摁在床板上，用鞋底子狠狠地打了我 *** 一顿。我没有对抗，没有哭，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我一眼看到床头上放着那四本书，知道爸爸一定晓得了小箱子里少了一张5元钱的票子是干什么去了。我知道，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心血来潮私自拿钱去买书，5元钱，对于一个清贫的家庭来讲，是笔不小的数目。

挨完打后，我没有吃饭，拿着那四本书，跑回大栅栏的新华书店，好说歹说，求人家退了书。我把拿回来的钱放在爸爸的面前，爸爸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妈妈已经把饭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们一家正等他吃饭。爸爸坐在饭桌前，没有先端饭碗，而是从他的破提包里拿出了几本书，我一眼看见，就是那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和《宋词选》。

爸爸对我说：“爱看书是好事，我不是不让你买书，是不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

六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还记得爸爸讲过的这句话和讲这句话时的模样。那四本书，跟随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几经颠簸，几经迁居，一直都还在我的身旁。大栅栏里的那家新华书店，奇迹般的也还在那里。统统都好像还和童年时一样，只是爸爸已经去世四十八年了。

之一次坐火车

那个暑假，我终于可以坐火车去包头看望姐姐了。

我们大院里，有一个大姐姐刚刚从幼儿师范毕业，想在工作之前去呼和浩特看望她的哥哥。爸爸把我托付给了她。我很愿意和她一起，因为她长得很漂亮，还会拉手风琴唱歌。平常我们小孩子玩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她能够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只是她总是很忙，即使不忙，她也总是很高傲高贵的样子，不大瞧得起我们小孩子。现在，她终于和我一起坐火车了，要坐整整一夜外带半个白天的火车。

我们一起坐上了火车，是硬座，那时的硬座是真正的硬座，光光的木板，一片一片地拼起来，棕黄色的漆很亮。车开了，能看到火车头喷出的白烟，袅袅地飘荡在我们的窗前。绿油油的田野、路旁的树木和电线杆，风一样唰唰地从车窗前掠过，一切显得那么的新鲜。

我们上了车没多久，天就黑了，车窗外扑闪而过的灯光如流萤，车过山洞让我感到那么幽深莫测。新奇过后，我糊里糊涂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头倒在她的怀里。车厢微醺似的晃动着，她也睡着了，能够感觉到她均匀的呼吸像河面上冒出的温馨的气泡，一起一伏着。那时，我特别的幸福，因为这在平常的日子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大概我的醒来惊动了她，她睁开了眼睛，我马上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却伸过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轻轻地说了句：就这么躺着别动，睡吧！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醒了，发现还躺在她的怀里。她拍拍我的头说：醒了？快吃点儿东西！可是，我吃了她准备的东西就开始吐。夜里睡觉不觉得什么，醒来晕车的感觉潮水似的一阵阵袭来，让我把吃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还不解气，只觉得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在她的面前没有了一点面子。

她开始慌乱起来，给我捶背，给我倒水。列车员也来了，帮助打扫，一直忙到呼和浩特就要到了。火车缓缓进站的时候，她再一次嘱咐列车员，然后嘱咐我，提着行李向车门走去。她下车后还特别走到车窗前再次嘱咐我。因为还有三四个小时才能够到达包头，而这三四个小时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已经忘记了那三四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了，没有了大姐姐的火车，只剩下了眩晕的感觉。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这样完成了独闯京包线的壮举。

以后，京包线成了我许多个假期必走之路，那几次不同时刻的列车，对我越来越不陌生，而晕车随童年的逝去而逝去了，代之在心中清晰记住的是那沿途每一个站的站名，哪怕只是柴沟堡、卓资山、察素齐、土贵乌拉这样的小站名。随着姐姐在京包线上的迁徙，我跑遍了临河、集宁和呼和浩特，沿线播撒种子似的，火车帮我收获对姐姐的思念。

那一年，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看见姐姐家里有一本漂亮的美术日记本，里面的纸张非常好，还夹着好多幅名画家的画作。我非常喜欢，姐姐看出来，送给了我。那是她作为劳动模范的奖品。拿着这本美术日记本，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舍得用，一直到我上中学之后，在上面抄录了我写的作文，成了少年时代更好的纪念。

我小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和我一起坐火车的那位大姐姐结婚了。男的是在区委工作的一个干部。结婚之前，到我们大院里来过，我见过他，觉得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好看，大姐姐怎么看上他了呢？不知为什么，他们结婚的那天，我的心里还挺别扭的。大姐姐特意在我手里塞了两块喜糖，我没有吃，给了弟弟。

去年，听说北京到包头的动车开通了。再去包头，只要四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

对了，姐姐的那本美术日记本，我还保存着，日子已经过去了六十六年。

阳光的三种用法

童年住在大院里，都是一些引车卖浆者流，生活不大富裕，日子各有各的过法。

冬天，屋子里冷，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窝里冰凉如铁，家里那时连个暖水袋都没有。母亲有主意，中午的时候，她把被子抱到院子里，晾到太阳底下。其实，这样的法子很古老，几乎各家都会这样做。有意思的是，母亲把被子从绳子上取下来，抱回屋里，赶紧就把被子叠好，铺成被窝状，留着晚上睡觉时我好钻进去，被子里就是暖乎乎的了，连被套的棉花味道都烤了出来，很香的感觉。母亲对我说：我这是把老阳儿叠起来了。母亲一直用老家话，把太阳叫老阳儿。

从母亲那里，我总能够听到好多新词儿。“把老阳儿叠起来”，让我觉得新鲜。太阳也可以如卷尺或纸或布一样，能够折叠自如吗？在母亲那里，可以。阳光便能够从中午最热烈的时候，一直储存到晚上我钻进被窝里，温暖的气息和味道，让我感觉到阳光的另一种形态，如同母亲大手的抚摸，比暖水袋温馨许多。

街坊毕大妈，靠摆烟摊养活一家老小。她家门口有一口半人多高的大水缸。冬天用它来储存大白菜，夏天到来的时候，每天中午，她都要接满一缸自来水，骄阳似火，毒辣辣地照到下午，晒得缸里的水都有些烫手了。水能够溶解糖、溶解盐，水还能够溶解阳光，这大概是童年时候我更大的发现了。溶解糖的水变甜，溶解盐的水变咸，溶解了阳光的水变暖，变得犹如母亲温暖的怀抱。

毕大妈的孩子多，黄昏，她家的孩子放学了，毕大妈把孩子们都叫过来，一个个排队洗澡，她用盆舀的就是缸里的水，正温乎，孩子们连玩带洗，大呼小叫，噼里啪啦的，溅起一盆的水花，个个演出一场哪吒闹海。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现在普及的热水器，洗澡一般都是用火烧热水，像毕大妈这样的法子洗澡，在我们大院是独一份。母亲对我说：“看人家毕大妈，把老阳儿煮在水里面了！”

我得佩服母亲用词儿的准确和生动，一个“煮”字，让太阳成了我们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一种物件，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之后，还得加上一件，即母亲说的老阳儿。

真的，谁家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谁家又离得开老阳儿呢？虽说如同清风朗月不用一文钱一样，老阳儿也不用花一分钱，对所有人都大方而且一视同仁，而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样样都得花钱买才行。但是，如母亲和毕大妈这样将阳光派上如此用法的人，也不多。这需要一点智慧和温暖的心，更需要在艰苦日子里磨炼出的一点儿本事，这叫作少花钱能办事，不花钱也能办事，阳光才能够成为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陪伴着母亲和毕大妈一起，让那些庸常而艰辛的琐碎日子变得有滋有味。

对于阳光，大人有大人的用法，我们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用法。我家的邻居唐伯伯是个工程师，他家有个孩子，比我大两岁，很聪明，就算喜欢招猫逗狗，也总爱别出心裁玩花活儿。有一次，他拿出他爸爸用的一个放大镜，招呼我过去看。放大镜，我在学校里看见过，不知他拿它玩什么新花样。我走了过去，他在放大镜底下放一张白纸，用放大镜对着太阳，不一会儿，纸一点点变热，变焦，最后居然烧着了起来，腾地蹿起了火苗，旋风一般把整张白纸烧成灰烬。

又有一次，他拿着放大镜，撅着 *** ，蹲在地上，对准一只蚂蚁，追着蚂蚁跑，一直等到太阳透过放大镜把那只蚂蚁照晕，爬不动，最后烧死为止。母亲看见了这一幕，回家对我说：“这叫什么玩法？老唐家这孩子心这么狠，小蚂蚁招他惹他了，这不是拿老阳儿当成火了吗？你以后少和他玩！”

长大以后，我看过一部电影叫作《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有时候，小孩比大人更心狠，小孩子家并不都是天真可爱，小孩子的玩，也会透露出人性中一点点的残忍呢。

群里发来张老照片

前几天，群里一位同学发了张古董级的老照片。大概是贴在相册里的，只有那个年代才会用的三角形黑相角，泄露了老掉牙的年份。那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相角，把照片贴在相册里。这种相角的背面有一层胶，把唾沫吐在上面，用手抹一抹，就粘在黑色相册页里了。照片上前后两排人，前排四个人蹲着，后排五个人站着，都是小学同学，不知在哪儿拍的，背景隐隐有树有水，大概是在公园。照片是用手机翻照的，手机的像素都很高，只是照片太旧，本身照得也有些模糊，只能影影绰绰地看个大概。

同学问：能看出都是谁吗？

疫情发生这大半年，大家都宅在家中无所事事，发张照片，猜谜语似的，让大家看看都是谁。就是找个话题，找点儿乐子，让过去的回忆冲淡一些现今的忧虑。小学毕业，今年整六十年。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六十年的日子更是早把人变得面目皆非，当年再俊的丫头和小伙儿，如今也不堪回首。

不过，这样的游戏，虽然已经反复多次，却是续再多水的茶，照旧清香清新，可口可乐，让大家像老驴拉磨转上一圈又一圈，依然乐此不疲。这张重见天日的老照片，像投进湖中的一块石子，溅起群里浪花不止，让大家兴致勃勃，你来我往，你是我否，猜个不停。而且，拔出萝卜带出泥，猜对了一个人，连带讲出她或他的好多年少趣事或“囧”事。

别看照片模糊不清，但架不住大家个个都是火眼金睛，而且，到了这把年纪，都有一种本事，就是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越是小时候的同学，越认得准。九个同学，八个都被猜得准确无误，唯独前排最右边蹲着的那个男同学，谁也没有猜出来，像公园遗物招领处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

大家都说，他个子太矮，还蹲着，半拉身子又在镜头外，像只受委屈的小猫，实在猜不出来是谁了。

其实，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是我。

我想起来了，照片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到北海公园春游时的合影，班主任老师拍的。

那时候，我长得个子矮，像根豆芽菜。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从农村老家为我和弟弟带回了继母，家里的生活拮据，我穿的是继母缝制的衣服和布鞋，特别那条裤子，是缅裆裤，在照片上，我一眼就看了出来。同学穿的裤子前面有开口，是从商店里买的制服裤子，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穿缅裆裤。这条缅裆裤，让我自惭形秽，在班上抬不起头，在上三年级时候，终于忍受不住了，和父亲大哭大闹，才换上了从商店里买的一条前面有开口的裤子。裤子前面有没有开口，成为我童年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那一次春游，大家要带中午饭。我带的是母亲为我烙的一张芝麻酱红糖饼。这种糖饼，在我家只有中秋节时才烙，作为月饼的替代品，我和弟弟吃得很美。那时候，我以为能带这种糖饼已经很好了。但是，在北海公园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我看见不少同学从书包里拿出来的是面包，是义利的果子面包。我就是从那时认识了这种果子面包，并打听到了一个面包1角5分钱。还有的同学带的是羊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品，也是从那时认识了它，知道它是日本传过来的食品，是把红小豆熬成泥加糖定型而成，长方形，用漂亮的透明糖纸包装。他们抿着小口吃，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豆香。

我的小眼睛偷偷地扫视着这一切，内心里涌出一种自卑，还有更可怜的滋味，就是馋。真的，那时候，我实在是太没出息。在以后上小学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起这次春游，想起自己的没出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努力学习，奋发刻苦，争取好成绩。我知道，我家穷，我没有果子面包，没有羊羹，唯一可以战胜他们的，是学习。

六十年过去了，大家都认不出来照片上的我了。大家都记不得当年的事情了，大家都老了。

是啊，小孩子一闪而过的心思，不过像一朵蒲公英随风飘走就飘走了，谁会注意到呢？况且，当时大家都是小孩子，能够在意的是自己的事情啊。别人的事情，缅裆裤呀，芝麻酱糖饼呀，又算什么呢？一个孩子的成长，只能靠自己。馋，每一个小孩子都会有，算不得什么。但是，自卑与虚弱，却是需要靠自己，不是屈服于它们，就是打败它们；不是作茧自缚，就是化蛹成蝶。

照片上的我，不知是因为自卑，躲在最边上的位置；还是同学对我无意的冷漠，把我挤在那里。一切在不经意之间，都有命定的缘分与元素。重看照片上六十五年前的我，我没有自惭形秽，只是，我没有告诉大家那个孩子是我。

我的演员之梦

小时候，我家住在前门外一个叫作粤东会馆的大院里，那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在迎面影壁后面，有一个挺豁亮的空场，一左一右种有两株丁香树，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紫花，每年春天烂烂漫漫开得都让我们孩子特别兴奋，那劲头一直能够蔓延到暑假，丁香树枝叶葱茏，洒下一地的绿荫。

暑假，我们全院孩子玩的兴奋点，不在金鱼，也不在蛐蛐，都集中在了这里。趁着大人上班不在家，我常常从家里偷出被单、床单，跑到空场上，把床单或被单挂在两株丁香树之间。这就是我之一次登台演出的幕布。似乎只有有了幕布，才像模像样真的那么一回事似的，有了真正当演员正式演出的感觉。幕布，对于我最初对话剧的认识，就那么重要，有那么大的神秘感。我想后来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最初的启蒙就在这里吧。

那时候，在丁香树下演节目，是我们一群孩子最开心的一种游戏。

我和几个半大小子、丫头躲在幕布后面，几个上中学的大姐姐为我们化装。不过是把指甲花揉碎了，挤出一手红红的汁，就往脸上抹，然后划着火柴烧着一段吹灭，用那火柴头上的炭灰把眉毛涂黑，便自以为真像演员了，演员都是要化装的嘛。

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幕布后面，大姐姐把指甲花汁往我们脸上抹的时候，床单大概没系牢，不知怎么忽然掉了下来，后台一览无余，逗得小崩豆儿们捧着肚子乐，算是演出的 *** 。

还有一次，我们在台上兴致勃勃正演着，台下一个小崩豆儿憋不住了，掏出小鸡鸡就尿，惹得大家不看我们演节目，光看他尿了。我们想办法叫大家看，怎么喊也不灵，一直到他把尿长长流水般尿完为止，大家的目光才又重新像小鸟一样飞回丁香树的枝头。

记忆里，我表演的最精彩的节目是演唱一首歌曲，歌名叫作《照镜子》。这是一个院子里的大姐姐教我唱的外国民歌，歌词至今还记忆犹新：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
我在家里闷得发慌，
墙上的镜子请你下来，
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

其实，这应该是一首女生表演唱的歌，但是，虚拟的房门和镜子，让我特别感兴趣，觉得那才叫表演。

不过，那时候，总觉得唱歌跳舞，并不是更高级的节目。真正的节目，应该是演话剧。特别是我之一次走进王府井大街北口的中国儿童话剧剧院，看了一场话剧《枪》之后，迷得不得了，更觉得话剧更高级。

于是，放学跑回家，我就拉着弟弟，趁着爸爸妈妈不在家，把床当成舞台，我们两人跳到床上演我自认为精彩的大戏。那时，刚刚看过电影《虎穴追踪》和《扑不灭的火焰》，我们两人开始演《虎穴追踪》里侦察员李永和和特务头子的一场对手戏，演完之后，不过瘾，接着演《扑不灭的火焰》里汉奸蒋二和八路军蒋三的一场对手戏。

演《虎穴追踪》还好，侦察员和特务头子相互之间就是说话，我和弟弟看过好几遍电影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演《扑不灭的火焰》，有相互追逐的打斗戏，我非要演八路军蒋三，弟弟本来就不乐意，一个劲儿地说，你是哥哥演弟弟蒋三，不合适！我坚持演八路军，弟弟拧不过我，没办法，只好去演哥哥蒋二。谁想在搏斗的时候，我们两人真的扭打在一起，打急了眼，我赶紧跳下床，弟弟也跟着跳了下来追我，追不上，他急了眼，顺手抄起地上的一个小板凳，朝我砸了过来，正好打在我的右腿上，立刻流出了血。弟弟傻了眼，等着爸爸回来挨说吧。

演戏演得我的右腿上留下了一块小小的伤疤。六十多年过去了，它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腿上。

鱼鳞瓦房顶上看北斗七星

老院的房顶上，铺着鱼鳞瓦。用脚踩在上面，没觉得什么，坐在上面，有点儿硌 *** 。

可能是童年没有什么可玩的，爬房顶成了一件乐事。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爬，后来，我一个人也常常会像小猫一样爬上房顶。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我总会悄悄地溜出屋，一个人上房，坐在鱼鳞瓦上，坐久了，也就不觉得硌 *** 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爬到房顶上去。那里真的那么好玩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吗？除了瓦片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和落上的鸟屎，或者飘落的几片树叶，没什么东西。不过，站在上面，好像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一般高了。再往前面看，西边的月亮门，月亮门里的葡萄架，都在我的脚下了。再往远处看，胡同口的前门楼子，都变得那么矮、那么小，像玩具一样，如果伸出手去拿着它，能把它抱在怀里。

房顶上面，很凉快，四周没有什么遮挡，小风一吹，挺爽快的，比在院子里拿大蒲扇扇风要凉快。

风大一点儿的时候，槐树的树叶被摇得哗啦啦响。我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那时候，每天上学，老师都检查你带没带手绢——迎着风，看着手绢抖动着，鼓胀着，像一面招展的小旗子。

有时候，我也会特意带一张白纸来，叠成一架纸飞机，顺着风，向房后另一座大院里投出去。看着纸飞机飘飘悠悠，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是夜航，最后不知道降落到那座大院的什么地方。

那座大院里，住着我的一位同学。别的班上卫生委员都是女同学，别看他是男的，却是我们班上的卫生委员。他坐我的座位后面，有一次，上课 *** 响了，我才想起了忘记带手绢，有些着急，他从后面递给我一条手绢，悄悄地说他有两条。这样，躲过了老师的检查，我还给他手绢，谢了他。手绢用红丝线绣上了他的名字。幸好，老师只是扫了一眼，要是仔细一看，看见了他的名字，就麻烦了。

我希望，纸飞机落在他家的门前，明天一清早，他上学时出门一眼能够看到，从地上捡起来，一定会有点儿惊奇，不会猜得到是我叠的飞机，特意放飞到他家的院子里。后来，我想，要是飞机真能那么准飞落到他家的门前，又那么巧被他捡起来，我应该在飞机上面写几个字。写什么呢？我瞎琢磨开了，琢磨半天，也不知道写什么好。

坐在房顶上，没有一个人，白天能看到的房子呀树呀花草呀积存的污水呀堆在院子乱七八糟的杂物呀……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了。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轻飘飘的了，周围显得非常安静，静得整个院子像睡着了一样。

更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无所事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胡思乱想。有时候，也会想娘，但想得更多的是姐姐。娘过世几年了，姐姐就离开我和弟弟几年了。忽然觉得时间那么长，姐姐离我是那么远。

站在房顶上，视野开阔，能看得到前门楼子前面，靠近我们胡同这一侧北京火车站的钟楼。姐姐就是从那里坐上火车离开北京去内蒙古的，每一次从内蒙古回家看我们，也是从那里下的火车。每一次回内蒙古，也是从那里上的火车。有时候，能看到夜行的列车飞驰的影子，车窗前闪烁的灯火，像萤火虫那样的微小朦胧；车头喷吐出白烟，像长长的白纱巾，不过，很快就被夜色吞没了。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夜空，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老师曾经带我们参观过一次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在那里，讲解员讲解了夜空中的很多星星，我只记住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像一把勺子，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之北。天气好的时候，我一眼就能找到北斗七星，感觉它们就像是在对着我闪烁，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直等着我来找它们，让我涌出一种亲切的感觉。

有雾或者天阴的时候，雾气和云彩遮挡住了北斗七星，天空一下暗淡了很多。浓重如漆的夜色，像一片大海，波浪暗涌，茫茫无边，找不到哪里是岸，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房顶上，更显得黑黝黝的，只有瓦脊闪动着灰色的反光，像有什么幽灵在悄悄地蠕动。眼前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槐树，影子打在墙上和房顶上，风吹过来，树在摇晃，影子也在摇摇晃晃，树哗哗响，影子也在哗哗响着，像在大声喧哗，树和影子争先恐后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这时候，我有些害怕，忍不住想起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曾经讲过的鬼故事。越想越害怕，便想赶紧从房顶上爬下来，但脚有点儿发软，生怕一脚踩空，从房上掉下来，便坐在那里，不敢动窝儿。

有一天晚上，就在这样心里紧张不敢动窝儿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砰砰的声响。无星无月的浓重夜色中，那声音急促而沉重，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近。我很害怕，怕真的有什么鬼蓦然出现，赶紧转过身去，不敢朝声音发出的地方看。

这时候，一个黑影出现在我的面前，叫了我一声：“哥！”

原来是弟弟。

他对我说：“爸找你，到处找不着你，让我出来找！我就知道，你一准儿在这里。”然后他又说了句，“我看见你好几次一个人爬到房顶这里来了。”

那一天，我和弟弟没有着急从房顶上下来。我问清父亲找我没什么大事，便拉着他一起坐在房顶的鱼鳞瓦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聊起来。在家里，我们很少这样聊天，更别说坐在房顶上聊天了。我总觉得他太小。

他问我：“你总爱一个人坐在房顶上干什么呀？”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你认识北斗七星吗？”

他摇摇头。

我告诉他北斗七星很亮，要是有一天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你看到了北斗七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

他便让我告诉他夜空中北斗七星在哪儿。

可惜，那天天阴，看不到一颗星星。

老屋墙上的年画

那天，我回粤东会馆老院，如今，老院有两扇大门，一扇红漆明亮簇新，一扇黑漆斑驳脱落。十几年前，老院就面临拆迁，东跨院几户人家坚持不搬，没有办法，只好留下这扇黑漆老门，大院其他部分早已拆为平地，盖起了新房子。于是，才有了这扇红漆新门。一新一旧，一红一黑，一妻一妾般相互对峙，如同布莱希特的话剧，有了历史跨越之间的间离效果。

可惜，两扇大门都紧锁着，无法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时候，历史是可以由后人加以改造的，改造后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做旧，打上了新的包浆后，很容易不声不响地让人们相信历史就是这样子。

我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迎面碰见一位老街坊，挥着手在招呼我。知道我想进老院看看，对我说：“走，跟着我！”他打开黑漆大门，我指着红漆大门对他说：“进不了新院子呀！”他说：“屋后面有段矮墙，翻过去就是新院子了！”

跟着他进了院门，果然，东跨院种满花草的南墙后面，有一道齐腰高的矮墙，他扶着我迈过矮墙，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谁啊，这么大动静？这位老街坊冲后面喊话的人说：“不是外人，是复兴来了！”走近一看，是牛子妈，她看见我，笑笑摆手让我们进了院子。

那一刻，我感到是那样的温馨，就像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爬上了房，踩得她家的房顶砰砰直响，她跑出屋，冲着我们高声大喊一样。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亲切。那时候，她多么年轻，牛子和我还都是小孩子。

院子全部都是翻盖新建的房子，原来的格局没有变，老枣树、老槐树和老桑树都没有了。人去屋空，没有任何杂物堆积的院子，显得更为幽深。没有了以往的烟火气，空旷的院子像是一个搬空了所有道具的舞台，清静得有些让人觉得发冷。站在院子里，感觉像有一股股的凉水，从各个角落里涌来，冲到我的脚后跟儿。

甬道最里面东头那三间房子，就是我原来的家。灰瓦，红门，绿窗。地砖，窗台，房檐。清风，朗日，花香。好像日子定格在往昔，只有那些新鲜的颜色，不小心泄漏了沧桑的秘密。

多少孩提时的欢乐，少年时的忧伤，青春期如春潮翻滚的多愁善感，都曾经在这里发生。多少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纷至沓来又错综交织的记忆，也都曾经在这里起落沉浮。

走进屋子，原来三间小屋打着两个间壁的，最早是用秸秆抹上泥，再涂上一层白灰，成了单薄的间壁墙。现在，没有了间壁，三间小屋完全被打通，墙白地平，一览无余，显得轩豁了许多，仿佛让曾经拥挤不堪的日子，一下子舒展了腰身。

想起那面间壁墙！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像不请自入的访客闯进门来，一道刺目的光，照亮尘埋网封的一件件往事，溅起四周一片尘土飞扬。

我读小学六年级，或者是初一的时候，开春一天乍暖还寒的上午，我病了，发烧，没有去上学，躲在家中，倚被窝子。弟弟上学，爸爸上班，妈妈出去买菜，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显得格外静，静得能听得见自己怦怦的心跳。

上午的阳光，在纸窗上跳跃，变化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怎么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找到妈妈的针线笸箩，从里面拿起一把剪刀。那一刻，我想自杀。

一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个自杀的念头，是谋划好久的，还是一时性起？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要自杀。是心血来潮？是孩童时代心理茫然的无知？是对未来恍惚无着的错乱？还是想念死去的娘和远走内蒙古的姐姐？或是饥荒的年月总是饿肚子？或是比生活的拮据更可怕的出身的压抑？

也许，别人会觉得非常可笑，但当时，自杀，对于我是大事，我确实是郑重其事的，我没有把它当作儿戏。

我把自己用省下的早点钱买的仅有的几本书，从鞋箱里（那时，我家没有书架，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两层放鞋的鞋箱，腾了出来，让我放书）拿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那是我最为珍贵的东西，被我视作唯一的遗物。

然后，我写下一封给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的遗书，也郑重其事地压在书下，露出纸页长长的一角，好让他们一回家就能看到。纸很轻、很软，飘飘忽忽的，游动的蛇一样，一直垂落到桌下。

我拿起剪刀准备自杀，但我不知道剪刀该往哪儿下手。往自己的脖子上？还是往胳膊上？还是心脏？正在犹豫时——也许是害怕——我忽然抬头看见了那面间壁墙上贴着的一幅年画，是爸爸过年时候新买的。画上画着一位穿着黑色旗袍的年轻的母亲，肩膀上驮着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手里高举着一朵很小很小的小红花。母女四周簇拥着的是一片玫瑰紫色花的海洋。

在那个时代，年画上出现的人物，大多是工农兵的形象，很少能见到有这样面容清秀、身材玲珑的女人，比老式月份牌上的女人还要漂亮。这应该属于资本家的少奶奶，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家碧玉。她的衣领中间，居然还戴着一枚镶着金边的墨绿色宝石，更是那个时代很少会在画作上出现的。她可以拿一本红宝书，戴一枚领袖头像的纪念章，怎么可以戴一枚这么醒目的绿宝石！

这幅年画，从过年一直贴在我家的间壁墙上。我很喜欢，每次看，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是和在外面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隐隐的爱在心里悄悄地涌动，心里常常暗想，如果她就是我的妈妈，是我的老师，该多好！

就在看到画的那一刻，我觉得画上的这个漂亮的女人，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似乎正在看着我，看着我手里拿着的剪刀。

我的手像被烫了一下一样。我放下了剪刀。

我忽然为自己一时的软弱竟然想到自杀而羞愧。

是那个漂亮的母亲，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救了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捋清楚那一刻我的心理为什么会有这样逆转的变化。以现在时过境迁后的认识，美是可以拯救人的。这个世界，存在再多的丑恶，再多的不如意，再多的压抑，再多的悲痛欲绝，只要还有哪怕一点点美的存在，为了那一点点的美，也是值得活下去的。它就像凌晨天边那一抹鱼肚白的晨曦，虽然微弱得只有那么一点点，不用多久，就会带来朝霞满天。

我把剪刀放回妈妈的针线笸箩里。

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书放回鞋箱里。

我把那封可笑的遗书撕碎，放进火炉里，看着它们迸溅火星，烧成灰烬。

我重新躺进被窝里，吞下一片发热的药片，用被子蒙上头，浑身出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去了六十来年，一直到现在，如同悔其少作一般，我从来没敢对别人讲过这桩少年往事。不知为什么，那天站在翻修一新的老屋里，忽然想起那面间壁墙，想起了这桩往事。有的往事，你以为自己早已经忘却，甚至以为忘得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其实，它或它们只是暂时睡着了，像一头蹲仓的熊，即使经过漫长的冬季，冬眠之后还是会苏醒过来，从黑暗幽深的树洞里爬出来；或者像冻僵之后的蛇，冰雪融化之后，依然会吐着尖锐的信子，咬噬着你的心。

读高中的时候，我知道了，曾经贴在我家墙上那幅漂亮的年画，是画家哈琼文画的。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中，我意外看见了哈琼文这幅年画的原作。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我的心里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动，甚至激动。站在那里看着，久久未动。少年时代的往事，悄悄地划过心头。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漂亮。

她只有活在画的上面，才会永远那么漂亮。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年轻。

而我却早已经老了。

老屋，也更老了。尽管如今翻建一新，油饰一新。涂抹在脸上再新再厚的粉底霜，也难以遮挡岁月的风霜。

白发苍苍

小学四年级，多了一门作文课。教我们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我记得很清楚，他叫张文彬，四十多岁的样子。不过，也可能五十岁了，小孩子看大人的年龄，看不准的。张老师有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听不出来他究竟是哪里的人。他很严厉，又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站在讲台桌前，挺直的腰板，梳一头黑黑的头发──他那头发虽然乌亮，却是蓬松着，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我想起他给我们讲课时讲解的“怒发冲冠”这个成语──我们学生都有些怕他。

之一次上作文课，他没有让我们马上写作文，带我们看了一场电影，是到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的。（如今这家电影院早已经化为灰烬，在包括它在内的这一片地方建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商厦。）我到现在还记得，看的是《上甘岭》。

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建成不久，内外一新。我的位置是在楼上，一层层座位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电影一开始，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里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擦过，像一道无声的瀑布。我真想伸出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

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盏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座位。那一排排小灯，让我格外感兴趣，觉得特别的新鲜，以至于看那场电影时我总是走神，忍不住低头看那一排排灯光，好像那里闪闪烁烁藏着什么秘密或什么好玩的东西。

之一次作文，张老师让我们写的就是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你觉得什么有意思，什么最感兴趣，就写什么。”我把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都写了，当然，我没有忘了写那一排排我认为最有意思、最新鲜的灯光。

没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读了我的这篇作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特别表扬了我写的那一排排灯光，说我观察得仔细，写得有趣。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我听起来觉得是那样亲切。那作文所写的一切，我自己听起来也那么亲切，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别人写的似的。童年的一颗幼稚好奇的心，让我之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原来自己写的文章，还有着这样的魅力！

张老师对这篇作文提出了表扬，也提出了意见，只是具体的什么意见，我统统忘记了，虚荣心让我光记住了表扬。但是，我记得从这之后，我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我最喜欢最盼望上的一门课。而在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我的作文。他常在课下对我说：“多读一些课外书。”我觉得他那一头硬发也不那么“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有时，一个孩子的爱好，就是这样简单地在瞬间形成的。一个人小时候，遇见一个好老师就是这样重要。老师的一句简单的表扬，对一个孩子就是这样重要。

新年，我们全校师生在学校的小礼堂里联欢。小礼堂是原来的破庙的大殿改建的，倒是挺宽敞，新装的彩灯闪烁，气氛挺热闹的。每个班都要出节目，那天，我和同学一起演出的是话剧《枪》的片段。这是一出儿童团智斗日本鬼子的故事。演得正带劲的时候，礼堂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随着呼呼的冷风，走进来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穿着一件翻毛白羊皮袄，身上还背着一个白布袋……总之，给我的印象是一身白。走进门，他捋了捋白胡子，故意装出一副粗嗓门儿说道：“孩子们，我是新年老人，我给你们送新年礼物来了！”同学们都欢呼起来了，他走到我们中间，把那个白布袋打开，倒出一个个小纸包，递给每个同学一份。那里面装的是铅笔、橡皮、三角板，或是糖果。当我们拿着这些礼物止不住笑成一团的时候，新年老人一把摘掉他的白胡子、白眉毛和白头发，尤其是那一头白发，虽然是染的，但根根直戳戳竖立着，我立刻又想起“怒发冲冠”那个成语。哦，原来这是我们的张老师！

第二年，他就不教我们了。他给我留下了这个白胡子、白眉毛和白头发的新年老人的印象。他给了我一个现实生活中难得的童话！这种童话，只有在我小学四年级那种年龄才能获得，他恰当其时地给予了我。

想起牛老师

牛老师人长得高高胖胖，走路总是挺着大肚子，鹅似的，迈着四方步，从来不紧不慢，无论见到谁，都是先露出一脸的笑容打招呼。现在回忆起来，觉得他特别像之前看过的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相反，他的妻子长得小巧玲珑，和他并排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特别像是一对说相声的。

牛老师四十多了才得子，先后有两个孩子，倒是一男一女一枝花。弟弟胖，像他；个头儿矮，像他妻子。姐姐瘦削，像妻子；个头儿高，又像他。这一家子人长的！街坊们这样说，话里面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只是觉得有点儿好乐。

牛老师和我是街坊，在紧挨着我们大院的另一个院子里住，他儿子小水和我一般大，我常去他家找小水玩。

小学一年级，开学没几天，上之一节图画课时，预备 *** 响过，站在教室门口的，竟然是牛老师。我当然知道他是美术老师，我们学校有好几个美术老师，没有想到的是，他教我们美术课。

不仅是我一个学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认为牛老师是个好老师。小时候，对老师好坏的认知标准是极其偏差的。牛老师之所以被我们很多同学认为好，是因为他是个大好人，别看他胖，说话却柔声细气，脾气特别好，从来没见他的脸上飘过一丝阴云。我们常在图画课上捣乱甚至恶作剧，比如他教我们画水墨画的时候，趁他背过身往黑板上写字，我们偷偷地把他放在讲台桌上的墨汁瓶打翻。他从来不生气，也从来没有向我们班主任老师告状。全班同学，只要你图画课的作业交了，即使画得再赖，赖得像狗屎，他也不会给你不及格。

牛老师住大院里院的两间西屋。他和老伴住里间，他的两个孩子住外间。我和他家的小水之所以混得厮熟，最早是因为小水说他家有成套的小人书《水浒传》和《西游记》。那一阵子，天天从电台广播里听孙敬修老爷爷讲孙悟空的故事，特别想看《西游记》的小人书，一听小水说他家有，迫不及待地就跟着小水进到他家。

他家外屋比里屋大好多，小水和他姐一人一个单人床，靠屋的两侧，紧贴在墙边，屋子中间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写意的墨荷图挂轴。不用问，肯定是牛老师画的。牛老师教我们图画课的时候，曾经教过我们画这种墨荷，说是不着颜色，只用墨色，就能将荷花的千姿百态画出来，是只有中国水墨画才有的本事。然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来墨分五色。说实在的，那时候我是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墨分五色，也不大喜欢画这种画，弄得一手都是黑乎乎的墨汁，也画不出牛老师说的那种荷花的千姿百态。尽管这样，牛老师还是不止一次表扬过我，说我有慧根，指着我图画课的作业，说我画得不错，还把我的作业放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过。现在想来，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绘画，还真的要感谢牛老师呢。

记得有一天，我和小水挤在他家床头看《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牛老师回家来了，看我们两人正在专心看书，冲我们点头笑笑，脱下外衣，一 *** 坐在他家的八仙桌旁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没再搭理我们。

听我们大院的街坊们讲，牛老师这两个孩子，他最喜欢姐姐，因为姐姐爱读书，学习成绩好。他嫌小水太贪玩，一进门看见小水和我在一起看小人书，而不是看课本，心里肯定不高兴，不过是看我在身边，不好申斥小水罢了，倒是当着我的面，对小水夸我的画画得好，然后又说让小水也跟他好好学学画画。说着，说着，忽然忧心忡忡地说：“将来长大了，也能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好混饭吃。”这话，小水不爱听，抱着小人书，一把拉着我跑出了屋。

这话，我听得也觉得怪，和牛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的话不大一样。在课堂上，他总是笑容满面，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一脸愁云惨淡的，好像他一眼就看见了将来，好像面对着的我们不是孩子，而是一下子就长大了的成年人。

我和小水上了中学以后，小人书成了历史，我们不再看了，都爱读文学方面的书。小学毕业考试，小水考的成绩不好，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我考上了市重点汇文中学。尽管我们上的不是同一所中学，难得天天见面，但是，星期天，在图书馆里，我们两人常能碰面，好像约好了似的，让我们两人都非常高兴。那时候，在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有一座图书馆，是过去的什么大殿。那里开设了一间很开阔的阅览室，古色古香，异常清静，窗外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正好读书。从那以后，那里就成了我们两人星期天读书的天堂。

尽管牛老师一再要小水跟他学画，小水依然不喜欢，倒是他姐姐喜欢，秉承了牛老师的画画爱好，遗传了牛老师的基因，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由于牛老师要孩子晚，我和小水读中学不久，牛老师就退休了。尽管他对小水的学习成绩一直叹气，但对小水姐姐考上工艺美术学校，还是挺满意，成为他唯一的安慰。

我已经很少去他家了，倒不是因为上中学以后功课多作业也多，而是我每一次去他家，他总要当着我的面数落小水，说他不争气，让他向我学习！这让小水和我都很尴尬。那时候，我们的年龄毕竟还小，不爱听大人的唠叨，也不大理解大人的心思。牛老师，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父亲：做老师，他可以对所有的学生脾气都好，容忍我们的一切顽皮乃至不好好画画不好好学习的行为；但是，做父亲，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是望子成龙的呀。

流年似水，和小水分别有四十多年，再未见过面。前些年，为写《蓝调城南》一书，我重返我们大院好多次。老院旧景，前尘往事，不请自来，纷沓眼前，我想起了牛老师和他的两个孩子，便去了隔壁的大院。走到后院牛老师家那两间西屋前，房门紧锁。我问街坊：牛老师还住在这里吗？街坊告诉我，牛老师老两口都过世了。这房子，他儿子小水从山西插队回来后在住，前几年，不是说要拆迁吗，小水一家之一拨就拆迁搬走了。我问知道搬到什么地方了吗？街坊摇摇头，只是说好像是大兴什么地方，具体的，记不清了。

我在牛老师家门前站了老半天，童年的时光，铺满眼前。小水的姐姐，我印象不深，但是，小水的印象很深。但那也只是童年和少年时的印象，以后，小水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我的印象里，更多的是牛老师对他隐隐的担忧。

我想起了小水，更想起了牛老师。这时候，想起了牛老师，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好老师，更是一个好父亲。因为，这时候的我，也是一个父亲。

远航归来

不知为什么，最近一些日子，总想起王老师。王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我还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叫王继皋。

王老师是我们班语文课的代课老师。那时候，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病了，学校找他来代课。他之一次出现在教室门口，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就聚光灯一样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梳着一个油光锃亮并高耸起来的分头，身穿着笔挺的西装裤子，白衬衣塞在裤子里面，很精神的打扮。关键是脚底下穿着一双皮鞋格外打眼，古铜色，鳄鱼皮，镂空，露着好多花纹编织的眼儿。

从此，王老师在我们学校以时髦而著称，常引来一些老师的侧目，尤其是那些老派的老师不大满意，私下里议论：校长怎么把这样一个老师给弄进学校来，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显然，校长很喜欢王老师，因为他有才华。王老师确实有才华。他的语文课，和我们原来语文老师教课更大的不同，是他每一节课都要留下十多分钟的时间，为我们朗读一段课外书。这些书，都是他事先准备好带来的，他从书中摘出一段，读给我们听。书中的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一次读，都让我入迷。这些和语文课本不一样的内容，带给我很多新鲜的感觉，让我想入非非，充满好奇和向往。

不知别的同学感觉如何，我听他朗读，总觉得像是从电台里传出来的声音，经过了电波的作用，有种奇异的效果。那时候，电台里常有小说连播和广播剧，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像电台广播里常出现的董行佶。爱屋及乌吧，好长一阵子，我喜欢听人艺演员董行佶的朗诵。私底下，我模仿着王老师的声音，也学着朗诵。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朗诵比赛，选了一首袁鹰写的《密西西比河，有一个黑人的孩子被杀死了》，班主任老师找王老师指导我。他很高兴，记得那天放学后在教室里，一遍一遍辅导我，他很兴奋，我也很兴奋。离开校园，天都黑了，满天星星在头顶怒放，感觉是那样美好。我喜欢文学，很大一方面，应该来自王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朗诵。

王老师朗读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嗓音略带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带有磁性。而且，他朗读的时候，非常投入，不管底下的学生有什么反应，他都沉浸其中，声情并茂，忘乎所以。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有韵律地荡漾。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大懂，有调皮的同学开始不安分，故意出怪声，或成心把铅笔盒弄掉到地上。他依旧朗读他的，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也是他自己的世界里。

王老师的板书很好看，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见到的老师里字写得更好看的一位。他头一天给我们上课，先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王继皋”三个大字，我就觉得特别好看。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写得既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样子，也不是教我大字课的老师那种毛笔楷书一本正经的样子，而是秀气中带有点儿潇洒劲头。我从没有描过红模子，也从来没有模仿过谁的字，但是，不知不觉地模仿起王老师的字来了。起初，上课记笔记，我看着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的样子，照葫芦画瓢写。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习惯，写作文，记日记，都不自觉地用的是王老师写字的样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即使到现在，我的字里面，依然存在着王老师的字抹不去的影子。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人对你的影响，竟然可以通过字绵延那么长的时间。

不仅字写得好看，王老师人长得也好看。我一直觉得他有些像当时的电影明星冯喆。那时候，刚看完《南征北战》，觉得特别像，还跟同学说过，他们都不住点头，也说是像，真像。后来，我又看了《羊城暗哨》和《桃花扇》，更觉得他和冯喆实在是太像了。这一发现，让我心里暗暗有些激动，特别想对王老师讲，但没有敢讲。当时，我年龄太小，觉得王老师很大，师道尊严，拉开了距离。其实，现在想想，王老师当时的年龄并不大，撑死了，也不到三十。

王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好几次讲完课文后留下来的那十多分钟，他没有给我们读课外书，而是教我们唱歌。他自己先把歌给我们唱一遍，唱得真是十分好听，比教我们音乐课的老师唱得好听多了。沙哑的嗓音，显得格外浑厚，他唱得充满深情。全班同学听他唱歌，比听他朗诵要专注，就是那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抱着脑袋听得入迷。

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王老师教我们唱的歌的歌名叫作《远航归来》。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的每一句歌词：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也叫人感到亲切甜香。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们的亲娘！
当我们回到你的怀抱，
火热的心又飞向海洋……

这首歌不是儿童歌曲，但抒情的味道很浓，让我们很喜欢唱，好像唱大人唱的歌，我们也长大了好多。全班一起合唱，响亮的声音传出教室，引来好多老师，都奇怪怎么语文课唱起歌来了？

一连好几次的语文课上，王老师都带我们唱这首歌，每一次唱得我都很激动，仿佛真的像一名水兵远航归来，尽管那时我连海都没有见过，也觉得银色的浪花和秀丽的海岸就在身边。我还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远好远的地方。

没有想到，王老师教完我们这首歌没几天，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天真地想，王老师教课这么受我们学生的欢迎，校长又那么喜欢他，兴许时间一长，他就可以留在学校里，当一名正式的老师。

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病好了，重新回来教我们。我当时心想，他的病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王老师在课上，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甚至连他就要不教我们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就和我们任课老师完成了交接班的程序。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程序，像一阵风吹来了，又吹过去了，了无痕迹。那一天语文课，忽然看见站在教室门前的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不再是王老师，心里忽然像是被闪了一下，有点儿怅然若失。

当然，那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还是孩子，王老师没有必要将他的人生感喟对我们讲。我总会想，王老师那么富有才华，为什么只是一名代课老师呢？短暂的代课时间之后，他又会去做什么呢？当时，我还太小，无法想象，也没有什么为王老师担忧的，只是觉得有些遗憾。但是，时过境迁之后，越来越知道了一些世事沧桑和人生况味，对王老师的想象在膨胀，便对王老师越发怀念。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这首《远航归来》，还常常会在耳边回荡。这首歌，几乎成了我的少年之歌，成了王老师留给我难忘而带有特殊旋律的定格。

长大以后，读苏轼那首有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会想起王老师。他教我不到一学期，时间很短，印象却深。鸿飞不知东西，但雪泥留下的指爪印痕，却是一辈子抹却不掉的，这便是一名好老师留给孩子的记忆，更是对于孩子的影响和作用。

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王老师了。没有想到，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在新认识不久的一个高三的师哥家，竟然意外见到了王老师。

他家离我家不远，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那时，学校有一块墙报叫《百花》，每月两期，上面贴有老师和学生写的文章，我的这位师哥的文章格外吸引我，他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到他家，是他答应借书给我看。记得那天他借我的是李青崖译的上下两册《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他向我说起了王老师的事情，因为出身资本家，王老师没有考上大学，以为是考试成绩不够，他不服气，又一连考了两年，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还因为他出身不好，又好打扮，便也没给他分配工作，他只能靠临时打工谋生，最后，家里几番求人颠簸，好不容易分到南口农场当了一名农场工人。然后，他又对我说，他喜欢文学，也是受到了王老师的影响。

我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他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在他家的门前一片猩红色的西番莲花丛旁乘凉。我一眼认出他来，走上前去，叫了一声：王老师！他眨着迷惑不解的眼睛，显然没有认出我来。我进一步解释：您忘了？第三中心小学，您代课，教我们语文？他想起来了，从小马扎上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才发现，他是拄着一个拐杖站起身来的。我师哥对我说：是在农场山上挖坑种苹果树的时候，石头滚下来，砸断了腿。他摆摆手，对我说：没事，快好了。

那一刻，小学往事，一下子兜上心头，我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看见我手里拿着的书，问我：看莫泊桑呢？我所答非所问地说：我还记得您教我们唱的《远航归来》呢。他忽然仰头笑了起来。我们就这样告别了。那以后，我好久都不明白，说起了《远航归来》，他为什么要那样笑。我只记得，他笑罢之后，随手摘下了一片身边西番莲的花瓣，在手心里揉碎，然后丢在地上。

玻璃糖纸

小洁是个很小的小姑娘，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她的爸爸妈妈都在部队上，离北京很远的边疆，一年只能回家探亲一次。小洁一直住在我们大院里她奶奶家。那时候，我们大院的小孩子，没有送幼儿园的，都是老人带。小洁的奶奶忙得很，家里的孩子多，光给一家人做饭，就够老太太忙乎的。小洁太小，和我们这些就要上中学的大孩子玩不到一起，她只好常常一个人玩，显得很寂寞。

小洁的奶奶家和我家是邻居。她奶奶忙乎的时候，如果看到我正好在家，有时她会溜到我家里来，找我玩。可是，我能和她玩什么呢？我家里没有任何玩具，我只能给她讲故事。故事讲腻了，就丢给她一本小人书，或者好多年前我看过的儿童画报《小朋友》，让她自己一个人玩会儿。

有一天，小洁拿着好几张不同颜色的玻璃糖纸，找我玩。她把糖纸都塞到我的手里，对我说：“你把玻璃糖纸放在你的眼睛上看太阳，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太阳！”

我用糖纸遮住一只眼睛，然后闭上一只眼睛，对着太阳看，还真的是看到了不同颜色的太阳，黄色的玻璃糖纸中的太阳就是黄色的，绿色的玻璃糖纸中的太阳就是绿色的，蓝色的玻璃糖纸中的太阳就是蓝色的……

“好玩吧？”小洁问我。

我知道，她是想和我一起玩，才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我对她说：“你怎么想起了这么个法子来玩的呢？”

她告诉我：“我有好多这样的糖纸呢！晚上，我睡不着，用这些糖纸对着灯光看，灯光的颜色也就不一样了！对着我奶奶看，我奶奶的颜色也不一样了呢！”

“是吗？你真聪明！”我夸奖她。这样的玻璃糖纸，只有包装那些高级奶糖太妃糖咖啡糖夹心糖的糖块才会有。一般人家，不会买这样贵的糖，像我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爸爸才会买一些便宜的硬块的水果糖，这种水果糖不会用这样透明的玻璃纸包，只用一般的糖纸而已。

小洁听我夸奖了她，高兴地对我说：“我把我的糖纸拿来给你瞧瞧吧！”说着，她就跑回家，不一会儿，抱着一个大本子，又跑了回来，把本子递给我。

那是一本精装的硬壳书，书名叫《祖国颂》。记得很清楚，是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正好赶上建国十周年大庆。

打开书一看，是本诗集，里面全都是一首首现代诗。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的名字，最后一行特别写着：这些字都是梁洁写的。我夸奖她说字写得真好！她高兴地笑了，让我赶紧往后翻书。我翻开一看，书里面好多页之间夹着一张或两张玻璃糖纸，都快把整本书夹满。每张糖纸的颜色和图案都不一样，花团锦簇的，非常好看。我认真地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从头看到尾。

那时候，姐姐常来信，信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我刚开始积攒邮票，我只知道集邮，还没有听说集糖纸的。我禁不住接着夸小洁：你真够棒的，攒了这么多的糖纸！真好看！你怎么一下子攒这么多糖纸的呀？

她告诉我，爸爸妈妈每一次回家看她，都会给她买好多的奶糖，探亲假结束，爸爸妈妈回部队了，奶奶怕吃糖吃坏了牙，只许她一天吃一颗奶糖，她一颗颗吃着奶糖，一天天数着日子，盼望着爸爸妈妈再回来看她。开始是奶奶帮助她把每天吃完奶糖扔的糖纸，随手夹在她爸爸读过的这本诗集里，夹的糖纸多了，她觉得挺好看的，自己就开始积攒起糖纸来了，糖纸越来越多，把这本书都给撑得鼓胀了起来。

“每次我爸爸妈妈回来，我都让他们给我买不一样的奶糖，我的玻璃糖纸就更多更好看了！”小洁看我这么欣赏她的糖纸，非常高兴地对我说。

其实，我不光是看她攒的这些漂亮的糖纸，更是看每一页上面的诗，那时候，我已经看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喜欢看诗。虽然密密麻麻的诗句看不全，但每一首的作者是能看到的，记住了有田间、徐迟、袁鹰、艾青、郭小川、公刘、贺敬之、张志民、李学鳌……大多是我听说过的诗人，却还没有看过他们的诗，我真想看看这些诗，便对小洁说：“你能把这本书借我看两天吗？”

她立刻点头说：“行！”

这本《祖国颂》，在我手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还抄了好多首诗。这是我之一次读到这么多诗人写的关于祖国的诗歌。我把书还给小洁，谢了她。她扬着小脸，很奇怪地问：“谢什么呀？”

她还会常拿着玻璃糖纸找我玩，不过，不再玩玻璃糖纸遮住眼睛看太阳的把戏了，而是教我怎么把一张玻璃糖纸折成一个小人，一只小鸟。她的手指很灵巧，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折成一个小人，一只小鸟，是穿着裙子跳舞的小姑娘，是张开翅膀会飞的小鸟。说是教我，其实，是在表演给我看呢。

我问她：“你可真行！谁教你的呀？”

她告诉我，是她奶奶。

我读初二的时候，小洁的爸爸妈妈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把小洁接走了。那一年，小洁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小洁跑到我家找我，手里拿着那本夹满玻璃糖纸的《祖国颂》，说是送给我了！我很有些意外，这本书里，积攒着她的糖纸，也积攒着她的童年。我自己集邮，集了一本的邮票，可不舍得给人，她却那么大方地把这一整本糖纸送给了我，我连忙推辞。她却很坚决：“我爸爸妈妈总给我买奶糖，我的玻璃糖纸多的是！再说，我知道，你喜欢这本书里的诗。”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小洁。每一次看到这本《祖国颂》，我都会想起她。

憋老头儿

我住的大院很老了，据说前清时就有了。建大院的，是一个进京赶考没有考上进士，后来当了商人的人。我家搬进住的时候，大院早已经破败，但三进三出的院落还在，前出廊，后出厦，大影壁、高碑石，月亮门、藤萝架，虽然都残破了，也还都在，可以想象前清建造它时的烟火鼎盛。院子大是大，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当初，人家就是一家人住，一个厕所够用了，谁想后来陆续搬进来那么多人，当然就显得紧张了。全院二十多户人家老老少少，一般都得到那里方便，一早一晚，要是赶上人多，着急的人就只好跑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

厕所只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走过一溜足有七八米长的过道，然后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干着急没辙。我们管这个游戏叫作“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最能够找到乐子的一个游戏。

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山墙，则成了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或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自然，前者的某某某是个男孩子，后者的谁谁谁是女生。当这个某某某的男孩子上厕所时，一眼看见了墙上的字和画，猜想出是谁写谁画的后，就会把某某某几个字涂掉，再写上一个新的某某某，要是一时猜不出是谁写的，就在旁边写上：谁写的谁是王八蛋！

大院的孩子，无形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九子为首的一大帮，一派则是孤零零的大华一个人。大华那时确实很孤立，除了我还能和他说几句话之外，没有一个孩子理他。当然，这其中也有怕九子的因素在内，想略微表示一下同情也就不敢了。九子的一头明显占了绝对的上风，弄得大华抬不起头，惹不起，就尽量躲着他们。

九子的领袖地位似乎是天生形成的，也可以说是九子就有这个天分。孩子自然而然地围着他，他说什么，大家都信服，也照着办。他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口哨，就能够把全院的孩子们，像招鸟一样招过来。

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私生子，他是前两年和他姑姑一起才搬进我们大院里来的。他一直跟着他姑姑过，他的妈妈在外地，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爸，他自己见过没见过，谁也不清楚，我曾经想问他的，但最后还是没敢问。

九子领着一帮孩子，都不跟大华玩，还把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唱的《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给改了：“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故意唱给大华听。一遍一遍地反复地唱，一直唱到大人们听见了，出来干涉，把九子他们骂走。

九子住在前院一间东房里，那是我们大院里最次的房，有道是有钱不住东南房。

大华住在后院三间坐南朝北的大瓦房里，是我们大院更好的房，当年建大院的那个商人一家的主人就住在那里。

那时，九子和大华比我高两年级，都上小学五年级，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夹在他们中间，像三明治一样难受。我既不想得罪九子，对大华也很同情。

九子他们决心要把大华搞臭到底，九子要占领舆论阵地，厕所的那面墙，成了更好的地方。首先，九子招呼着他的那些小喽啰，把平常“憋老头儿”的功夫用到了大华身上，每逢大华要上厕所时，十有八九被憋。好不容易进去了，一面山墙上写满的都是：滕大华是一个黑孩子，滕大华没妈又没爸……之类的话。大华擦了一遍，墙上很快又出现同样的内容。

大华只好不再上大院里的厕所，宁可跑到大街上去上公共厕所。每一次，大华都要拽上我，陪他一起跑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去。那时他把我当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他是个私生子，我有个后妈，我们两人同病相怜，自然成了朋友。

那个公共厕所离我们大院很远，我们得跑一两百米，每次都像是冲刺似的，你追我赶的，迎风呼呼直叫，特别来劲，在大街上很惹人眼目，以为我们是在练跑步，或者是在抽风。这时候，大华总是显得很高兴，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

有一天下午放学，刚刚走出学校的门口，我看见九子突然一面墙似的横在我的面前。他一步走近我，鼻子尖都快顶住了我的鼻子尖，眼光很凶地死死地盯着我。他是特地在这里憋住了我，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一定是要我不再理大华。

果然，他把这话说出了口。

听见了吗？

我没有说话。

他又问了我一遍：“你聋了怎么着？问你话呢，听见没有？”然后，他挥挥拳头，“你想尝尝‘栗子暴’怎么着？”

我怕他，只好点了点头。

“不行，点头不算，你必须说话答应！你又不是哑巴。”

许多学生都围了上来，好多是九子他们班上的，是他的同伙。我只好答应了。

答应了，是答应了，心里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华，也恨九子太霸道。当大华找我时，我还是和大华在一起。看到大华孤零零一个人在大院里徘徊，总觉得自己也很孤独，和大华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

大院里的孩子开始不再和我玩了，见了我，就远远地走开。他们在一起玩，比如玩官兵捉匪或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或者斗蛐蛐时，故意把我闪在一边，成心对着我大呼小叫，向我 *** 。我知道，是九子的主意，他们把我和大华彻底孤立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大院厕所的那面山墙上出现了新的内容，画着两个小孩的头，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圆，一个方，歪歪扭扭地在一边写着上下两行大字：肖复兴没妈滕大华没爸，肖复兴和滕大华是一丘之貉（这是九子在语文课本里新学的成语）！

这事把我惹火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尊心被伤害的感觉，让我燃起复仇的火焰。那天晚上，我找到大华，问他：“你看见厕所墙上的东西了吗？”

他点点头。

我说：“欺人太甚了！”

他又点点头。

我说：“咱们得报仇，你说对不对？”

他接着点点头，然后问我：“怎么报？”

我说：“首先要捉贼捉赃，捉到写的人，跟他没完。”

于是，每天在上学前的早晨和放学后的晚上，我和大华分工合作，分别盯着去厕所的所有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两人索性藏在厕所里，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动手往墙上瞎写瞎画的时候，一把抓住他们的手。他们似乎知道了自己的身后落有我们的目光，都有些收敛，以至于我们一连好多天都一无所获。

那天早晨，九子的爸爸上厕所，厕所的木门关着，老爷子刚要走，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是九子的声音，隔着门缝一看，看见九子正在往墙上瞎写呢，气得老爷子一脚踹开门，上前扭住他的胳膊，在厕所里就把他臭揍一顿，算是替我们报了仇。

从此，厕所黑板报的内容才有了更改。

九子和大华都上了中学以后，对到厕所去玩“憋老头儿”的游戏，越来越失去了兴趣，都觉得有些太小儿科了吧。于是，那块阵地便让位给了新起来的一帮子小孩了。

发小儿就是那把老红木椅子

发小儿，是地道的北京话，特别是后面的尾音“儿”，透着亲切的劲儿，只可意会。发小儿，指从小在一起的小学同学。但是，发小儿比起同学来说，更多了一层友谊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同学之间，可能只是同过学而已，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可言；而发小儿是在摸爬滚打一起长大的年月中有着深厚友谊一说的。比起一般拥有友谊的朋友而言，发小儿又多了悠长时光的浸透，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发小儿从童年到老年一直在一起那样漫长时间的。从这一点讲，发小儿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会比你和父母、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久。

正是因为有时间这样的维度，童年的友谊，虽然天真幼稚，却也最牢靠，如同老红木椅子，年头再老，也那么结实，耐磨耐碰，漆色总还是那么鲜亮如昨，而且，有了岁月打磨过的厚重包浆，看着亮眼，摸着光滑，使着牢靠。事过经年之后，发小儿就是那把老红木椅子。

黄德智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发小儿，不能和一般的小学同学同日而语。小学同学有很多，可以称为发小儿的，只能有一位或两位。我和黄德智从小一起长大，有六十多年的友谊。小时候，他家境殷实，住处宽敞，住在前门外草厂三条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里，在整个一条胡同里，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院子，大门的门楣上有镂空带花的砖雕，大门上有一副精美的门联：林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虽然看不大懂，但觉得词儿很华丽。

我家住西打磨厂，离他家不远，穿过墙缝胡同就到。为了放学之后学生写作业便于监督管理，老师把就近住的学生分配到一个学习小组，我和黄德智在一个小组，学习的地方就在他家，学习小组的组长，老师就指定他当。几乎每天放学之后，我都要上他家写作业，顺便一起疯玩。天棚鱼缸石榴树，他家样样东西都足够让我新奇。我之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样都是过日子，各家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到他们家那么多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可能他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忙吧。每一次，出来迎接我们的都是他的妈妈。他妈妈长得娇小玲珑，面容姣好，皮肤尤其白皙，像剥了壳的鸡蛋。后来，我知道了，她是旗人，当年也是个格格呢。她没有工作，料理家里的一切。她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很和蔼客气，看我们一帮小孩子在院子里疯跑，也没有什么不耐烦，相反，夏天的时候，还给我们酸梅汤喝。那是我之一次喝酸梅汤，是她自己熬制的，酸梅汤放了好多桂花，上面还浮着一层碎冰碴儿，非常凉爽，好喝。

黄德智长得没有他妈妈好看，但是，和他妈妈一样白皙。和我们这些爱玩爱闹的男孩子不大一样，他好静不好动。他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练书法，这是他从小的爱好。他家有一个老式的大书桌，大概是红木的，反正我也不认识，只觉得油漆很亮，像涂了一层油似的，即使阴天里也有反光。

那是我之一次见到书桌，因为我家只有一个饭桌，吃饭、写作业都在这个饭桌上。他家的书桌上常摆放着文房四宝，还有那么多支大小不一的毛笔悬挂在笔架上，也是我之一次见到。每一次写完作业，我们这些同学回家，可以在街上疯跑，或踢球打蛋，或去小人书铺借书看，他不能出来，被他那个长得秀气的妈妈留在屋子里，拿起毛笔写他的书法。

在学校里，黄德智不爱说话，默默地，像一只躲在树叶后面的麻雀，不显山不露水。但他的毛笔字常常得到教我们大字课的老师的表扬，这是让他最露脸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大字写得很一般，他曾经送过一支毛笔和一本颜真卿的字帖给我，让我照着字帖写，他对我说，他很小就开始临帖了。

有一次，在少年宫举办全区中小学生书法展览，他写的一幅书法在那里展览了。我记得很清楚，是写得很大的一幅横幅，用楷书写的六个大字：风景这边独好。展览会开幕那天，我和他一起去少年宫，其实，我不懂书法，对书法也没有什么兴趣，黄德智送我的那支毛笔和那本字帖，我根本就没有动过。但是，有黄德智的书法在那里展览，我当然要去捧场。所以，去那里，主要是看黄德智这六个楷书大字。

那天的展览，我们班上的同学一个也没有去，常到他家写作业的学习小组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去。我挺不高兴的，替黄德智愤愤不平。他却说：“你来了，就挺好的了！”这话，让我听后挺感动，我知道，这就是我和他发小儿之间的友谊。

看完展览回去的路上，天上忽然下起雨来，开始雨不大，谁想不大一会儿工夫，雨越下越大，我们两人谁也不想找个地方躲雨，一直往前跑。少年宫在芦草园，靠近草厂三条南口，便都觉得离黄德智家不远了，想赶紧跑到他家再说。但是，就这样不远的路，跑到他家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被淋得浑身湿透，像落汤鸡了。

他妈妈看见我们两人狼狈的样子，忙去找来黄德智的衣服，非让我换上不可。然后，又跑到厨房去熬红糖姜汤水，热腾腾的，端上来，让我们一口不剩地喝光。

雨停了下来，我穿着黄德智的衣服走出他家的大门，黄德智送我到胡同口，我又想起了刚才喝的那碗红糖姜汤水，问他：“都说红糖水是给生孩子的妈妈喝的，你妈妈怎么给咱们喝这个呀？”他笑着说：“谁告诉你红糖水只能是生孩子的妈妈喝？”我们两人都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开心的笑呢。

高中毕业，我去了北大荒插队，黄德智留在北京肉联厂炸丸子，一口足有一间小屋子那么大的大锅，哪吒闹海一般翻滚着沸腾的丸子，是他每天要对付的活儿。我插队回来探亲的时候到肉联厂找他，指着这一锅丸子说：“你多美呀，天天能吃炸丸子！”他说：“美？天天闻这味儿，我都想吐。”

可是，他一直坚持练书法，始终没有放弃。

我从北大荒刚调回北京那年，跑到他家找他叙旧，他确实没有放弃，白天炸他的丸子，晚上练他的书法。没过几天，他抱着厚厚一摞书来到我家，说是送我的，我打开一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他说，路过前门旧书店看到的，想我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就买下了。我问他多少钱，他说22元。那时候，他每月的工资才40多元，我刚要说话，他马上又对我说，接着写你的东西，别放弃！

如今，黄德智已经成为一名不错的书法家，他的作品获过不少的奖，陈列在展室里，悬挂在牌匾上，印制在画册中。前几年，黄德智乔迁新居，我去他新家为他稳居。奇怪的是他的房间里没有看见他的一幅书法作品，我问他，他说觉得自己的字还不行。他的作品一包包卷起来都打成捆，从柜子的顶部一直挤满到了房顶。他打开他的柜子，所有的柜门里挤满了他用过的毛笔。打开一个个盛放毛笔的盒子，一支支用秃的笔堆在一起，如同一座小山。他说起那些笔里面的沧桑，胜似他的作品，就如同树下的根，比不上枝头的花叶漂亮，却是树的生命所系，盘根错节着日子的回忆。其中一段，属于我和他的小学回忆。

一个人，经历了人生种种，会有很多回忆，但发小儿这一段回忆，无与伦比。我说过，发小儿就是那把老红木椅子。一个人，如果老了之后，还能和一个或几个发小儿保持联系，是极其难得的。哪怕你老得走不动道了，有发小儿在，你就有了一把这样结实可靠的老红木椅子，可以安心舒心地靠靠，聊聊天，品品茶，还可以品出人生别样的滋味。

水房前的指甲草

我们的大院三个院落里，中间的院子特别，多出东西两侧的各一间房子，分别是当年的水房和厨房。自来水原来在水房里，后来搬进来的人家一多，房子不够住，水房便成了住房，水龙头移到了窗外。

大院新搬进来一户姓商的人家，他家的先生在银行里做事，太太没有工作，有三个女儿，年龄分别相差有三四岁的样子，老闺女比我小三岁。奇怪的是，两个姐姐穿戴都十分漂亮，只有她永远一身灰不喇唧的旧衣服；更奇怪的是，他们一家人分别住在东厢房里，只有老闺女住在水房里。那时，水房已经被他们家改造成了厨房。

大院里那些好奇而快嘴的大婶和婆婆私下议论，老闺女不是商太太亲生的，是商先生的私生女，所以才遭受如此待遇。也有人说，是因为老闺女长得难看。这个疑团到现在也没有弄清。对比两个姐姐，她是长得难看，瘦小枯干，像根豆芽菜。但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曼丽。

那时，她上小学三四年级吧，放学回来就系上围裙，开始干活儿。她妈妈总是颐指气使地让她干这干那，她爸爸在一旁，屁也不敢吭一声。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么多的活儿，有时候她妈妈还嫌她干得不好，举手就打，简直比保姆还不如。街坊们没少骂商家两口子。最让人看不过去的，是晚上睡觉，让曼丽睡在厨房里不算，还没有床，只能睡在吃饭用的小石桌上，连腿都伸不开。

曼丽是他们家的灰姑娘。

曼丽很少和我们一起玩，也很少和我们说话，因为她总是在干活儿。我们也很少见到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玩，或一起说话，好像她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只是陌生人。即使是陌生人，见了面也应该打个招呼吧？但那两个姐姐只会像她们的妈妈一样，像吆喝一条狗一样吆喝她，指挥她替她们拿这拿那的。当时，我真的非常奇怪，这两个姐姐怎么和她们的妈妈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即便她真的是一个私生女，就该是她的原罪要惩罚她到底吗？那时候，我刚刚读完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心想那是她们刻在她脸上的红字，成心要羞辱她。她却是那样逆来顺受，好像一切就应该这样。

曼丽唯一的爱好，是养了一盆指甲草，说是盆，其实就是她家一个打碎了的腌菜罐子。这种草本的花，很好养活，埋在土里一粒花籽，几场雨后，一夏天就能开满星星点点的小红花。小姑娘都爱把指甲花用手捻碎了涂在指甲上臭美。曼丽也不例外，用指甲花染红自己的指甲，却被她妈妈看见，劈头盖脸骂了她一顿，非逼着她洗掉。而她的两个姐姐十指涂抹得猩红猩红的，却不见她妈妈的任何反应。

我们大院的孩子都替曼丽鸣不平，也曾经大义凛然地联名写信告曼丽的妈妈，我也在上面签了名。我们说起码几个姐妹一视同仁，不应该让曼丽再住在水房的小石桌上。信寄到派出所，来了一个女警察到她家。那一天，我们都很兴奋，等待着信能像一枚爆竹爆炸，蹿起冲天的烟火，可以好好教育教育这个恶老太太。第二天，这个恶老太太就站在水房门口撂着脚的大骂：“谁家的孩子有人养没人管，狗揽八泡屎，跑到老娘头上动土……”后来，警察不来了，事情不了了之，她家形势依旧。曼丽依然住在水房里，睡在小石桌上。

我们不甘心，夜里常爬上房，踩她们家的屋顶，学猫叫，吓唬她们。要不就是看见曼丽的妈妈要上厕所了，我们提前钻进厕所里，关上门，让她着急，再怎么拍打厕所的门，我们就是不开。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可笑，无能为力，只能忍住大人们的骂，干这样可笑的事情。

而对于曼丽，我们都是同情她的。那时，我们常恶作剧偷走别人家摆在窗前的花呀、鞋呀，然后丟到别处，让人家着急到处乱找。但我们从来没有动过一次曼丽摆在水房前的指甲草。有一次，她妈妈嫌弃她的指甲草破破烂烂，把花扔进了垃圾桶。我们捡了回来，重新放在水房的窗前。曼丽看见了指甲草，冲我们笑了笑。那是我很少见到的她的笑脸。

那年秋天，一天放学，突然听到曼丽死的消息，说是从护城河捞上来她的尸体，全身都被水泡肿了。全院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而死的，但谁又都清楚她是为什么而死的。我们大院的孩子们，对商家一家，尤其是对老太太充满了憎恶。谁知他们一家却跟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没过多久，便在水房边上盖起了一间厨房，把水房里曼丽用过的一切东西，包括那张小石桌和那盆指甲草全部扔掉，然后重新装修一番，漫上了方砖，作为他们家的客厅。那时候，她家的大女儿正搞对象，天天晚上在里面跳舞。舞曲悠扬中，他们不觉得曼丽的影子会时时出现，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们吗？

第二年的夏天，水房的窗缝儿里冒出了一株绿芽，几场雨过后，很快就长大了，竟然是指甲草，一定是原来那盆指甲草的种子落在窗台的泥缝里。看见那小红花开出来，我的心里无比地伤感。那天的黄昏，趁他们家没人，我狠狠地扔了一块砖头，砸碎了水房的窗玻璃。碎玻璃碴子溅在指甲草上，星星点点，在夕阳光照下反着光，像眼泪。

刀螂腿纪事

一

我们的大院里有三棵枣树，是前清时候种的老树，在整个一条老街都非常出名。我特别喜欢这三棵老枣树，秋天，望着枣树上的枣红了，月光下，像一颗颗小星星一样，眨着眼睛。风吹得树枝轻轻地摇动，枝叶扑闪之间，能看见夜空跟着一闪一闪，瓦蓝瓦蓝的，像萤火虫似的好像能飞呢。

别的院子里也有枣树，都没有这三棵枣树的年龄老。关键是这三棵枣树每年结出的马牙枣特别多，还特别脆、特别甜。只要吃过这三棵树上的枣，别的院子里的枣，包括街上摊子卖的枣，都不用吃了。

大院里的枣，成了大院的骄傲。每年打枣的日子，都得听大院德高望重的老人来选定良辰吉日，一般都在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星期天，大人们都休息在家。虽说大人们都在家，但打枣都是孩子们在树下树上折腾，大人们图的是看个热闹。看着大一点儿的男孩子，窜天猴一样，挥动着竹竿，在树枝上蹦来蹦去；女孩子和小一点儿的男孩子，在地上大呼小叫争先恐后地捡枣，不顾砰砰梆梆的枣砸在头上，大人笑个满怀。最后，孩子们把地上的枣拢成一堆，用洗脸盆盛枣，分给每一家的有足足一脸盆那么多。看着孩子们鱼贯一样往各家送枣，其乐融融、欢欢喜喜的，像过节一样，大人们最开心不过。

打枣的那天，全院的孩子出动，齐刷刷地来到了枣树下面。这是一年最让孩子们兴奋的事情了。那时，我胆子很小，从来不敢爬树，弟弟虽然比我小三岁，胆子却大得很，眼巴巴地看着他跟着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子，猴子似的噌噌地上了树，心里很羡慕。

那时候，院子里有一个叫游小玉的女孩子，胆子也很大，她是全院里唯一敢爬上树打枣的女孩子。她和我年龄一般大，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她常常拿爬树这事嘲笑我。每次嘲笑，我都羞愧得无话可说。爬到树上打枣，和站在树下捡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是在水里游泳，一个在水上划船看人家游泳，能有一样的感觉吗？一个是鱼，一个是船呢。

小玉的胆子确实大，身手也灵活，爬在树上得意扬扬的劲头，一点儿不像个女孩子，倒像个男孩子。别的男孩子往树尖上爬，她也跟着往树尖上爬，越往上面爬，树枝越细，被风一吹，摇晃得越厉害。一般这时候，都是大一点儿的男孩子大显身手，那些胆小的女孩子，站在树下面，像踩了鸡脖子一样尖叫起来。就像戏台上的角儿，一套惊险的动作之后精彩地亮相，是那几个男孩子最得意的时候。

不管她妈在树底下怎么叫她、骂她，她跟没听见一样，脑袋后面甩着小辫子，还紧紧跟在那几个男孩子的身后，往上面爬。仰着脖子，看她那样子，我还真的有点儿佩服，别说，她一点儿不怵头，身子还挺灵巧，眼睛盯着树尖。树尖上是蓝蓝的天，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抓一片两片白云彩，揣进兜里。树叶之间，闪烁着一点点的红，就是红枣。风吹过来，又吹过去，树叶来回地摆动，那一点点的红跟着在飘动，像眨着眼睛，故意和她逗闷子。

我禁不住冲着她高声叫了起来：“小心！”

“这上面的红枣最甜了。”小玉低下头，故意冲我大喊，那是有意在嘲笑我。

她向身边的一个男孩子要过竹竿，她要打那树尖上的那颗红枣。不过，那颗红枣故意和她捉迷藏，长长的竹竿，拿在手里，由于树枝被风吹动来回摆动，竹竿变得轻飘飘的，使不上劲儿，明明觉得可以打上了，那颗枣偏偏像只小鸟，又歪着脑袋，飞到一旁去了。

那个男孩子对她说：“把竹竿给我，我帮你打！”

“不用！”

她一手抓住树干，一手挥动竹竿，探出身子，非要把那颗枣打下来不可。

我和好多孩子冲着她高喊着：“小心！”

她终于打着了那颗红枣，砰的一声，枣像一只被击中的小鸟，应声落地。树下的孩子都欢叫起来，蜂拥过去，抢那颗枣。

打了一下午，三棵树上的枣基本打完了。树尖上，还有好多颗枣，不是打不着，老人说，不能都打光了，要留一些，给那些鸟儿吃。

打完枣的孩子，还有一个最后的表演。便是爬到最靠近房顶的树干上，然后使劲一悠，像荡秋千一样，一下子悠到房顶上面，一松手，顺势跳到房顶上。尽管家长都骂他们，一再嘱咐他们，不要做这样危险的动作，但是，玩疯的这些大孩子都当作耳旁风，他们不觉得是危险的动作，而当作是像演出杂技一样勇敢的表演。一年只有一次的表演机会，怎么舍得放过呢？

要命的是，小玉跟着几个胆大妄为的男孩子，也要从枣树上悠到房顶，哗哗的一阵响，枣树叶跟着一起落下好多；再哗哗的一阵响，树底下的小不点儿孩子跟着拍起巴掌叫起好来。这让在树底下一直抬头看的我，吓得心差点儿没跳出嗓子眼儿。

打枣，让我真的很难忘。更难忘的，是小玉。我之一次见到这么胆大的女孩子。我再也没有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女孩子。

二

小玉是游家的独女。在我们大院里，游家是个奇怪的人家。原来紧靠着大院大门的门房是不住人的，那只是一个过道，以前是存放车马的地方。他家来了，才借着一面山墙隔成了一间房子。游家是老住户了，刚搬进来时，小玉还没满周岁，那时，大院的主人已经破落，缺钱，要不怎么也不会没多少租金就把门房当成了住人的人家。游家朝北开了一扇门，朝南开了一扇窗，屋子里挺暗的，但因为原来门道长，虽说是一间，开间不算小。拉个帘子，里面住人，外面的门正好每天早晨卖油条。

游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游家大叔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之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出自游家大叔和出自游家大嫂的手都不一样，大叔有一次病了起不了床，大嫂替他炸了一早晨的油条，味儿就是不一样。他第二天对来买油条的老街坊一个劲地道歉，那一天，是买一赔一。游家的手艺和信誉，让半条街的老街坊每天早晨都愿意到他这里买油条。游家只卖油条，不卖豆浆，因为生意好，照样赚钱。

如果不是后来小玉长大了，知道美，要穿要戴了，光炸油条不足以维持生计，游家也不会在朝南的窗台上安一部公用 *** ，再多挣点钱给小玉花。那也是我们那条街上的之一部公用 *** ，附近的人都上他这里打 *** 。

游大叔长得矮小如武大郎，而且驼背，因为姓游，人称罗锅油条；游大嫂胖如水桶，人称油条胖嫂。这绰号只是玩笑，并不带贬义，叫的人、听的人也都没有，就叫开了。这样的一对生出的小玉，却是貌似天仙，越长越是亭亭玉立，让谁也不相信，都认为肯定不是亲生的，和我们院里的大华一样，没准儿也是私生子，是他们抱来的。不过，这都是大家的猜测，不像大华，是铁板上定钉的事。小玉的身世，在大家的猜测中，成了一个谜。

因为小玉小时候就出落一双长腿，院子的大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刀螂腿小玉。刀螂，如今难找了，那时，夏天在我们院子里常能够见到，绿绿的，特别好看，那腿确实长，长得动人无比，不动的时候，像一块绿玉雕刻成的工艺品。

小玉那时候也没有体会出自己这一副长腿的价值，她一直好好学习，想考上女一中。在学校里没少有男生追她，她都一概不理，她的心里只有一门心思，就是放学之后到东单体育场练跑步，小学没毕业，她已经是三级运动员了，如果能够练到二级，她就能够在高中时保送到女一中，那也是北京十大市重点中学之一。如果能够练到一级，她就能进北京市的专业运动队，不仅再不用自己花钱买回力牌的球鞋，还可以吃住在先农坛，彻底离开家，她早闻腻了每天炸油条的味道。

她那时想得就是这样简单，根本没有想到小学六年级这一年她会遇到大华。

有一天放学，大华在学校门口等我，我见他怪怪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他说：“我带你到东单体育场！”他拉着我就走。那里离着学校不远，出东口往北走一里地就是。那时的东单体育场很空旷，业余体校和一般人都在那儿玩。我们坐在大杨树下看一帮男女绕着圈在跑步。他指着他们冲我喊：“你看！你看！”我不知道他让我看什么，但我很快在跑步的人中看到了刀螂腿小玉。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到这儿就是为了看她的吗？要看在大院里天天可以看得见。

大华对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怎么就一直没注意到她呢？”

他连连对我说这家伙了不得，跑得真快！敬佩之情发自肺腑。

自从那天在东单体育场看完她的训练后，大华天天早晨买她家的油条不说，而且天天晚上跑来打公共 *** 。那时，打一次 *** 是三分钱，买一根油条也是三分钱，那时三分钱是一根冰棍、一张中山公园的门票、一个田字格本、一支中华牌铅笔的钱，对于我这样一个月家里只给两毛钱零花钱的人来说，每天要消耗六分钱，用不了四天就花光了。大华总能够从家里磨到钱，钱对于大华不成问题，对比大院里的穷孩子，他家是富裕的。但每天都打 *** ，给谁打？一个初二的学生，有什么 *** 非要每天打？

有时，他只是拨个121问个天气，117问个时间，有时拨半天拨不通，自己对着话筒瞎说一气，自说自话的样子，非常可笑。我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借机会看看小玉。但小玉连个招呼和正脸都不给他，只埋头写作业，或是看到他又在窗口出现了，而且又是对着话筒，像啃猪蹄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没完没了，她心烦地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摔，扭头就出了门。

好心的游大叔问他怎么总打 *** ，他含混地支吾着，被游大叔问得没辙了，只好说我给我妈打的，要不就说等个 *** ，总也不来，打 *** 催催她。一听是给他妈打 *** ，好心的游大叔还能够再说什么呢？就说等有 *** 来我叫你，省得你总跑。

他照样乐此不疲，几乎天天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人家的 *** 机上，几乎天天把小玉气得摔门走出屋子，空留下 *** 的一片杂乱的忙音。

有一天晚上，满院子传来叫喊声：“滕大华， *** ！”由于那时已经很晚了，院子里很静，大院里便响起了很响亮的回声。

大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每天都是他自己在瞎打 *** ，并没有真正给什么人打通过。谁能够给他打 *** 呢？会真的是他妈妈？

“滕大华， *** ！”

满院子还在回响着喊叫声。

他一跑三颠地冲出屋，跑到游家。哪里有他的 *** ，那 *** 像是睡着的一只老猫，正蜷缩在游家的窗台上。

他问正在屋子里做功课的小玉：“是有我的 *** 吗？”

小玉给他一个后背，理也不理他。

他问游大叔：“是有我的 *** 吗？”

游大叔驼着背向他走过来说：“没有呀！有，我会叫你的。”

他根本没有分辨清，那是我的叫喊，故意逗他呢。他那点儿花花肠子，早让我看出来了。

三

在我们大院里，小玉也应该算是我的朋友。

我和小玉的关系一直不错，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两人都是同桌，那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四年级有了作文课，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当作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讲，可能是这一点儿吧，我看得出来，她挺佩服我的。

但是，那时候，我特别贪玩，爱打乒乓球、爱打篮球、爱踢足球。五年级那个冬天，我在学校里踢球踢破了教室的玻璃，老师找家长，吓得我没敢回家，大半夜了还在大街上转悠，饿得够呛。做梦也没有想到，小玉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小玉拉着我先到前门的夜宵店吃了一大碗馄饨、几个火烧，可能看我狼吞虎咽的劲儿，让她忍不住直笑，笑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小玉发现了，说你快吃吧，我不看你了！便自己对着玻璃窗吹着哈气，用细长细长的小手，在哈气上画着小猫小狗的图案。画得可滑稽了，她吹着哈气的样子也滑稽得很，鼓着小嘴像小鱼，逗得我一时忘了自己惹的祸，忍不住望着玻璃窗笑，小玉便也笑，我们两个人咯咯都笑起来，此起彼伏的，惹得四周的人都不住地看我们，看玻璃窗上的哈气。

然后，小玉陪我回家，要不那一晚上爸爸的鞋底子肯定挨上我了。可是，小玉却为此挨了她父亲游叔的一顿骂。

那晚上的事，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小学时的友情，纯真得像婴儿的眼泪一样透明。

上中学之后，我和小玉不怎么常见面。小学时短暂的友谊，像烟花只有瞬间的光亮明眼。

我考入了一所男校，她考入了一所女校。特别是她参加业余体校之后，放了学就去体校训练，寒暑假还要集训，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在我的印象中，上小学的时候，小玉的个子虽然比一般的女生高，但真正蹿起个头儿来，是上了中学之后，仿佛中学的大门对女生有着无比神奇的魔力，让她一夜恨不得高千尺地蹿个儿，上初二的时候，她已经高过我小半头了。

大概是初三有一天放学，鬼使神差，我乘坐23路汽车回家，因为一般我是坐8路回家的，23路在我们学校的后面，走的路长点儿。大概是想找我的发小儿黄德智有事，坐23路到他家近便，反正我去坐23路。23路路过的一站，离小玉的学校不远，她们学校的学生上学放学，在这站下车上车。车停在这一站的时候，她们学校在这里候车的学生黑压压的有很多，车门打开，这帮疯丫头蜂拥上车，劲头儿一点不比男生差。

从后车窗我看见一个人影闪出校门，拼命朝着车站跑了过来，显然是想追上这辆车。可是，车停靠的时间，就是人上人下一会儿的工夫，时间很短，是不会等人的，况且，人离车有几十米的距离，那么远，司机从反光镜里根本看不见。我以为这个人肯定追不上车了。谁想到，一眨眼的工夫，人跑得像一阵风似的，人影越跑越大，越跑越近，就在车门要关上的那一刹那，人已经扶着车门，一个箭步跨进车厢。我这才看清，原来是小玉，之一次见识了她跑步的速度。

那天，我们两人难得地一起同路回家。黄德智家，我也不去了。路上，我和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忽然说起五年级那个冬天我踢球把教室的玻璃踢碎的事情，她睁大一双眼睛问我：“有这样的事情吗？你学习那么好，又那么老实，挺听话的一个好学生，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吗？”

我又说起那天晚上，她带我到夜宵店，她在夜宵店的窗户玻璃上吹哈气的事情，她摇摇头，更是不记得了。

爱的红丝线

8月21日，由 安徽省固镇县总工会、固镇县教体局联合主办，固镇县实验小学承办的第五届固镇县职工“鹊桥联谊会”活动在实验小学成功举行。

在“把握缘分、互留信息”环节，多人勇敢地向心仪的对象抛出橄榄枝。

通过此次活动开展，充分体现了工会在单位关爱职工的作用和优势，也让单身职工结交更多朋友，认识有缘人，成功牵手另一半，走上婚姻殿堂。（安祥杰 海林）

迷情红丝线：爱情与纠缠的魔力

我们都被一个奇特而迷人的现象所吸引，那就是爱情。它像夜晚的月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它像晨间的阳光，温暖我们的心灵。然而，爱情并非总是如诗如画，它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其中缠绕着许多难以解开的情感纠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爱情被赋予了一种奇特的形式——红丝线。这种红线在爱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牵引着两颗相爱的心，同时也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和陷阱。

在这个世界里，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但他们的爱情却受到了红丝线的困扰。这条红线牵引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分离，却又时刻提醒他们，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

他们彼此承诺着，愿意为了对方而跨越一切障碍，但是这条红线却似乎在给他们设置重重考验。他们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最终走到一起？还是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迷失方向？

在《迷情红丝线》中，我们将带领读者一同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了解这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如何。我们将跟随他们一起面对爱情的挑战，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我们或许会发现，真正的爱情并不在于红丝线的牵引，而在于我们内心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勇敢面对困难，也可以选择放弃。但是，只有当我们勇敢地面对爱情中的一切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美好。

#如何保持爱情的新鲜感#?

知味庆阳丨黄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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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刀药是一种怎样的植物

#头条创作挑战赛#

一，枪刀药的植物学特点

1，名称和分类地位

枪刀药是正式中名，因其汁液能治愈刀伤而得名，在《中国植物志》中确定为正式中名；学名为Hypoestes purpurea（Linn.）R.Br.，是在1810年正式命名发表的；别名还有红丝线、六角英、鲫鱼胆等；在植物分类学中属于爵床科枪刀药属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

2，分布和生长环境

枪刀药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台湾、香港；通常生长在低海拔的村庄附近灌丛中。

3，外形特点

一是为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高度在50公分以下，茎稍粗壮，下部通常膝曲状弯拐，上部有四棱和浅沟。

二是单叶对生，叶片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4-8公分，基部下延，叶边全缘，叶质纸质，两面近无毛，上面中脉凹入，叶柄长1公分左右。

三是花序穗状腋生，直立，紧密，头状花序生于总轴一侧；总苞片4个，2轮对生，外方的一对合生成筒状，分离的2个钻形；花萼小，花冠蓝紫色，上唇条状披针形，下唇倒卵形，3浅裂，雄蕊2个，10-11月开花；

蒴果，下部藏于宿存的管状总苞里面。

二，枪刀药的主要用途

之一，枪刀药的全草药用，自古用作治疗金创之药，其味甘、淡，性微寒，具有消炎、散瘀、止血、止咳功效；主要含有尿囊素、谷甾醇、胡萝卜苷、硬脂酸等有效成分。药用时请遵医嘱。

第二，同属种类，包括园艺栽培品种，叶面具有色彩艳丽的斑点或斑纹，是近年来观叶植物的新宠；原产南非、马达加斯加，我国引种栽培。如红斑枪刀药（绿叶上散有红色斑点）、

鹃泪草（绿叶上散有紫粉红色斑点）、白斑枪刀药（绿叶上散有白色斑点）、

粉斑枪刀药

（绿叶上散有粉红色斑点）等。

挣不断的红丝线（民间故事）

金融办牵起“红丝线”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2018-11-30 22:32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楼丽君

“10月华为下单200万元，11月华为下单350万元，OPPO下单300万元……企业没有趴下，离不开 *** 相关部门的个性化服务。”11月30日上午，在生产车间，浙江凯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浙江凯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2005年落户我区小越街道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偏光膜及延伸产品。其中“拳头”产品3D眼镜核心部件光学膜全球市场占有率达75%左右，产品95%远销欧美国发达国家，主要供货给美国Reald公司。

从2015年开始，公司上马总投资1.7亿元的高分子光学复合材料项目。“高分子复合材料又叫‘柔性玻璃’，主要替代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金属后盖板或玻璃面板。”王浦介绍，主要应用在5G通讯产品和可折叠式手机等。

令人尴尬的是，虽然高分子复合材料等光学电子新材料项目经过华为、三星、京东方等多家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巨头产品认证，但公司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上碰到了大规模生产流动资金不足的“拦路虎”。“说实话，2016年和2017年两年时间，一方面柔性玻璃大规模应用的市场机遇来临，另一方面公司扩产的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几家银行因公司项目搁置甚至有抽贷的动向，真让人着急上火。”王浦坦言。

今年3月，区金融办会同人行、银监、小越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召开协调会，希望银行“雪中送炭”，帮助浙江凯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度过难关。“我们定期跟踪这家公司，对公司进行全面评估，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3D眼镜、柔性玻璃、高内候偏光片等多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如因资金困难而错失市场机遇实在太可惜了。”区金融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银行最终没有抽贷。区金融办还牵起“红丝线”，邀请深圳众汇投资、北京茂榕投资等专业股权投资基金密集调研浙江凯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截至9月底，共有三家基金和一位上虞本地企业家股权投资额达5200万元。”王浦说，这批资金的注入，解了公司 *** 的燃眉之急，也鼓舞了银行信贷支持的信心。

今年9月，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公司的高分子复合材料项目正式投产。由于公司是迄今为止国内首家生产“柔性玻璃”的企业，产品成了“香饽饽”。不仅华为、OPPO争相下单，小米、三星、vivo等国内外手机知名生产厂商也纷纷向凯信电光抛来了“绣球”。

这种下垂的红丝线是什么植物，答案来喽，关注我，教你一起养花卉

临朐：一条“红丝线”串起“幸福链”，打造“闭环式”婚姻家庭服务体系

临朐县妇联为更好服务人才招引环境优化，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立足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问题，积极作为，推出婚姻家庭“一条龙”服务，做好交友联谊、婚姻课堂、婚姻家庭辅导“三篇文章”，组织“公益红娘团”，实行婚姻“帮办”，强力打造“闭环式”婚姻家庭服务链，一条“红丝线”，串起“幸福链”。

“公益红娘”巧搭“鹊桥会”

临朐县妇联将婚姻家庭服务关口前移，从源头着手，组织成立“公益红娘团”，由乡镇、社区基层的妇联主席担纲，律师、心理咨询师、婚姻调解等专业人士组成，搭建起交友联谊的“鹊桥”平台，针对企业有需求的员工群体，“两条腿”走路，一是企业、服务业等对接，增加恋爱对象的精准率。二是企事业单位、 *** 机关对接活动，打破工作身份“圈层”的界限，扩大择友圈，让优秀人才增加交友联谊恋爱的机会，依托城市社区、美丽乡村、薰衣草小镇、红叶小镇等载体，通过开展“情定一生”“永浴爱河”“七夕有约”等联谊活动，为恋爱双方搭建“鹊桥”。今年来，已开展线上线下交友联谊活动8次，为500多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牵线搭桥。

为增加牵手成功率，红娘团一手抓信息资源，一手抓婚恋辅导，全方位搭建红娘团的桥梁纽带。一方面，与临朐县直机关工委、团县委、企业、婚姻中介所等单位联手对单身青年信息进行摸底统计，建立信息资源库，同时，红娘团建立交流微信群，经单身青年同意后随时在群内投放个人信息，快捷灵活，成为交友联谊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红娘团通过“临朐县婚姻学堂”沙龙交流活动，对单身青年进行婚恋辅导，引导青年群体了解自身状态、明确自身需求，更加成熟精准确立婚恋目标，为交友牵手成功和以后的幸福婚姻打下坚实基础。

“婚姻学堂”护航“婚恋家”

“公益红娘的工作，不止于让未婚男女确定恋爱关系，我们还将更加积极地向单身青年推介我们的婚姻学堂，经常对男女青年进行婚前教育辅导培训”。临朐县妇联公益红娘团代表潘静表示。恋爱关系的确立迈出了成功的之一步，临朐妇联的护航幸福工作才刚刚开始，为将“帮办”工作落实到位，临朐县妇联成立了“临朐县婚姻学堂”，围绕婚姻角色认知、家庭家教家风培训、婚姻家庭矛盾调解、普法宣传等四大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和培训课堂。

七夕节前夕，一场别开生面的婚姻学堂在蒋峪镇社区举办，社区群众300多人参加，寓教于乐的宣讲交流形式，营造出热烈的互动氛围，常庄村贺家庆说“这婚姻学堂是给我们送福利、解难题，质朴文明的婚恋新风尚就是好，原来的陋习包袱彻底扔掉了，孩子的心思放到了工作事业上。”婚姻学堂的开展成为了婚恋双方“两情相悦”的催化剂，传播了优良的家风家教，守旧婚恋观得以改变，为“鹊桥会”牵手营造了良好的土壤。

为提高婚姻学堂宣讲效果，临朐县妇联与县委组织部、机关党委等部门携手，将主题内容列入党员干部素质培训班，与县总工会、关工委联合进企业开展宣讲专场，利用晚上时间，打造“芳华夜校”，宣讲内容由社区“点菜”，让雨露甘霖惠及面更广，今年来，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婚姻学堂宣讲120多场，全方位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恋人会收到临朐县妇联的祝福信和“家庭秘籍”，对双方的家庭角色转换给予祝福和指导。“我们还在城市社区设立‘家和工作坊’分站，成为交友联谊和家庭婚姻的辅导站，将婚姻学堂服务链延伸到基层群众神经末梢，得到了社区群众的广泛欢迎。”临朐县妇联副主席刘涛这样说。

“防调结合”串起“幸福链”

婚姻家庭要奏响柴米油盐的交响曲，需要夫妻转换角色，担起家庭责任，需要相互支持和理解包容。而近年来，家庭婚姻矛盾日益多发，离婚率居高不下，婚姻课堂重在“防”，面对基层千家万户盘根错节的家庭纠纷，同样需要“调”，为此临朐县妇联早在2018年就成立了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培养打造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和经验，关口前移后，“防”、“调”结合，顺应对接，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链条。

婚姻家庭辅导中心的专业志愿服务队伍，依托临朐县妇联芳华网格、妇女微家等基层组织，联合民政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形成婚调建设的“一核两翼五协同”布局。以婚姻家庭辅导中心为“核”，主阵地设在民政局，目前这支队伍发展到84人，还开通了婚姻家庭辅导热线，开设公益直播课，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增强互动交流问答。今年上半年县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共辅导协议离婚当事人1800对，劝和960对，劝和率53%。以芳华网格、妇女微家为“两翼”，28个妇女微家，成为婚姻家庭建设的前沿“堡垒”，嵌入全县网格化管理，芳华网格长与专业婚调人员介入上门做工作，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渗透到广大妇女群众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妇女群众的婚姻家庭建设，从源头疏导婚姻家庭矛盾问题。

联合民政、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联防联动机制，搭建起新的服务平台，通过送法进社区、普法活动、宣传演讲等方式进行普法教育，让法律知识以鲜活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同时积极承接法院转交的诉讼离婚案件，挽救了许多濒临破裂的婚姻家庭。与司法部门的协同，对于家庭暴力导致的家庭纠纷，更是起到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一核两翼五协同”平台，打出了一套婚调“组合拳”，在规范有序的运营下，全县离婚绝对数和离结比都大幅下降，成效显著。临朐县妇联的婚调创新做法，被《中国妇女报》大幅刊发宣传报道。“我们的婚姻家庭服务链环环相扣，相互依托，形成闭环管理模式，我们妇联要引导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参与，一条婚姻服务红丝线，串珠成链，为家庭幸福护航，为临朐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临朐县妇联主席李萍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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